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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五四”是一个决定性的瞬间

汪晖将“五四”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中国时刻、中国历史上的世界时刻,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瞬间”,是让人们重新获得自己新的主体性、创造出新的主体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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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汪晖的《预言与危机》《中国的“五四”观》,开始处理启蒙的自我解构问题。2009年,《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更多地挖掘了“启蒙”的对立面,并在一个内外部动态元素交织的过程中,对五四文化运动的政治性进行剖析。


在今天,汪晖将“五四”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中国时刻、中国历史上的世界时刻,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瞬间”,是让人们重新获得自己新的主体性、创造出新的主体性的时刻。这一时刻的启发意义是,人们不应把“五四”作为教条,而应把它当作能量,以文化运动为方法,重新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空间,来形成新的政治。这样,“五四”才能成为真正的创造力、想象力的源泉。


2019年4月17日,《南风窗》专访了清华大学汪晖教授。


  文化运动与政党政治


南风窗:你在《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中写到,希望继续讨论“五四”之后政党政治的转型。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五四”之后政党政治的转型?


汪晖: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已经有初步的政党。早期的革命团体如同盟会就是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团体形成而来。民国成立后,同盟会联合其他组织成立国民党,1913年国会选举后成为最大的议会政党。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民初议会政治里边有很多政党,数目很多,关系庞杂,缺少严密的组织,尤其是缺少理论性,没有一个清晰的政治的理念。是一种社会团体,跟现代国家的框架下发展出来的一些正常类型的现代政党并不一样。


对20世纪政党制度产生特别重大影响的是1919-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用毛泽东的话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政党的主要的骨干是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里面产生出来的,而这些“骨干”是用新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孙中山也表述过类似的意思,他说要“收革命之成功,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五四文化运动是一个包含着多重取向的文化运动,不仅是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与之相关,国民党和其他新型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都与这一历史时刻有着深刻的联系。


自觉地要把文化运动、思想运动和政治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现代政治的发明。


到了“五四”这个当口,由于有了之前的文化运动的准备,有了晚清以来的新学堂、科学技术等等这些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和人才的条件。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所有的准备,为新的政党政治的诞生创造了基础。有几件事情对于新型政党政治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任何一个政党的形成和它的影响力的建立,都需要一个真正的文化运动。如果一个政党已经不再有文化运动了,它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的和价值的能量就大规模下降了。没有文化运动,也没办法进行自我反思。


第二,任何一个政治组织的发展都需要对自身进行持续的改进、改造,通过勾勒、重申和更新政治目标,回应社会进程当中的新问题、新局势、新挑战。再通过对这些新问题、新局势和新挑战进行重新理解,重新阐释,反过来对自身进行总结、批评和改造。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一个政党不再有文化运动、理论辩论和思想互动,严格来说,就构不成真正的政党。因为离开政治价值、社会理想及其不断地在现实关系中从事实践,政党就会蜕变为一种单纯的从属于国家机器的权力结构。


20世纪里,所有的政党都不断在党内党外推动各种各样的文化运动,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些是积极的效果,也有些并不成功,但对文化运动的具体评价不应该掩盖基本的判断,即政党的诞生、形成和自我更新离不开文化的和思想的运动,离不开党内和党外的讨论、辩论、反思和斗争。没有公共的舆论与党内和党外讨论的互动,政党难以形成政治动员和内外共识,也难以为自身的政策提供群众基础。


第三,五四文化运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推动的,通过教育和媒介产生影响。毛泽东批评过“五四”的局限,但同时又说五四运动“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实际上是着眼于其后政党与大众运动和人民战争的经验来讨论五四运动的长远意义。文化运动与大众性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两翼,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会造成政党政治的失灵,或者说,政党政治的去政治化。


在1920年前后,由于有了之前的文化运动的准备,有了晚清以来的新学堂、科学技术等等这些的发展,尤其有了这一时期教育机构的改革,为新的政党政治的诞生创造了基础性的条件,即持续形成中的思想的、干部的和群众的准备。


新文化运动促成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文化运动跟政党的结合;一个是文化运动逐渐与大众运动的结合。文化运动、大众运动和政党政治三者构成的互动,成为20世纪现代政党政治的基础。


但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终结此前的文化运动模式:“五四”以后,文化运动越来越跟政党联系在一起,比如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的新启蒙运动,整风的运动,都是由政党主导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功能是政党的不断的自我更新和政党与大众性运动之间的密切互动,但五四时代那种通过一定程度地疏离直接的政治议题以创造相对自主的文化空间,并以此更新政治的方式,逐渐式微了。


南风窗:五四文化运动中,不同派别的分歧是很大的。我们该如何理解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同时有了一个共识—“告别19世纪”?


汪晖:“五四”为什么有新颖性?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我把它叫五四文化运动,其实与之前的那种有连续性的改革不太相同,它有转折的意义。


转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过去常常将“五四”纳入晚清以降的连续脉络中去理解,如洋务运动是器物层面的改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制度层面的变革、五四运动是观念或思想层面的变革。但这样的连续性论述难以揭示“五四”的新颖性。器物层面的改革伴随着制度层面的改革,制度层面的改革不可能不伴随思想层面的变革,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论,到戊戌变法时代康、梁对各国状况、不同地区的维新与革命的介绍,各种新知识、新观念的输入,以致在国学和传统方面的各种新发明,又何尝不是思想和文化上的革新运动?


辛亥革命,创造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组织和理念的革新。但所有这些运动,在大的方向上是沿着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英国革命和明治维新的路线前进的,尽管其中包含了对19世纪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某些反思,但相关的主要政治论述是沿着19世纪欧美的主流论述而展开的。


五四文化运动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和危机这两个背景非常关键。一战导致了整个西方理念的破产。原来我们学西方学了半天,西方的器物还没有学到多少,西方就自我爆炸了。民族-国家、市场经济、科学技术、人权自由,所有这些我们决心师法的目标和价值都没有阻止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和杀戮。五四文化运动继续使用文明和野蛮、民主和专制等19世纪以来的话语,但不断地对其进行更新,逐渐地赋予其新内涵,从而也展开出一些影响深远的、不同以往的取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轮西方政党政治的失败,社会民主党卷入了整个战争的喧嚣。“主义”变成整个意识形态的核心。我们崇拜的工业化,成为新的战争形式。西方人开始讨论西方的衰老、文明的危机,东方人不得不第一次想一想:怎么回事?


人们不能不思考:改造了那么多,到底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有没有意义?这一思考为此后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也为包括乡村建设运动等等在内的社会改造运动提供了思想动力,同时也渗入了主要政党的政治方案和文化运动。人们也不能不思考:到底有没有什么社会政治的组织形式,能够超越现在主导的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形式?


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后,那么短的时间内,一批青年会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为此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建设铺垫了道路。这两个脉络都不同于此前19世纪的主流脉络。其实,自由主义者崇尚的人物杜威、罗素等的思想都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而泰戈尔、倭铿等人也与新传统主义或古典主义桴鼓相应。



  个人与集体


南风窗:保守主义者希望能够从传统里面找到一些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办法,那么,五四文化运动跟儒学传统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汪晖:五四文化运动,特别是《新青年》有强烈的反传统、反儒学的色彩,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是反对家族制度。家族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儒学的社会基础。


19世纪最典型的思想,是个人主义的深入。这是导致传统社会伦理谱系解体的一个核心原则。“五四”以降,个人主义、实证主义特别流行。读一读巴金的《家》,青年要从“家”中冲出,渴望自由和新的伦理世界。“娜拉走后怎样?”,要形成新的平权的社会分工,但即便在1920-1930年代的大都会上海,出走的男女青年再度陷入了现代社会的困境。不是在调和新旧的意义上,而是从广阔的社会变迁着眼,坚持反传统的激进革命论与重新发明传统的儒学或乡村建设思路,都是对应现代危机而产生的。


现代社会出现了新的范畴,公民。公民概念并不是对家庭的简单的否定,但它要求个人对国家和民族效忠,在获取公民权利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这就有了公共的观念。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催生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和对劳动力的需求。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更涉及教育制度的改变。这一切不仅涉及制度安排,也涉及伦理的变迁。


女性要不要走进社会?婚姻和家庭的形态如何?新青年的养成,以及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之间的关系等等,甚至交往形式和语言,都成为新的课题。公民权利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流动和交换关系中的自由和平等等等不仅以法律的形式,而且也以伦理的形式被提出了,不但造成了对传统社会形态的冲击,也导致了剧烈的伦理冲突。


例如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乡村关系的改变,劳动逐渐脱离家庭,原来的土地制度、家族制度是连在一起的,而今天生产形态与家族制度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分离,家庭依旧存在,但家族制度的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基础发生变化。今天中国乡村的空巢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城市化和迁徙自由的产物,是劳动与社会分工发生剧烈变迁的后果。这也是传统社会的危机和其导致的伦理危机。


五四时期的伦理冲突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迁的产物,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伴随着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及对家族制度的破坏等等,也高举着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但它同时伴随着对新文明的反思,即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其激进方面转向社会主义,探求大众民主,寻找将科学技术从资本和权力的控制中回归人民的道路,而反思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等等后果,对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伸张所导致的结果的思考,也刺激了包括新儒学复兴在内的重新发明传统的努力和尝试。


尽管由于现代世界的共时性与不均衡性,不同口号的具体内涵因时因地而异,但激进的现代主义、激进的保守主义和新旧调和论在这一时代的相互论辩已经内在于现代世界,也应该从现代世界本身的内在矛盾出发去重新理解。激进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重要性,在变革的路径上试图在社会斗争的前提下重建集体性,重视团结的意义;不同形式的新传统主义强调家庭、家族传统、社会伦理的重要性,否定中国社会存在着欧洲工业社会的阶级分化,但对抗的两者又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针对了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和伦理观。


保守主义者的集体,其实是在个人基础上结合家族和社区村舍,重构血缘情感共同体及其扩展形式。激进主义的集体,更多的是价值观和社会分工的联合。毛泽东说社会的大联合,反复强调的就是团体性,并不构成对个人权利的否定。在家族制度里面,个人处于什么位置,是否存在迁徙和流动的自由,这一点章太炎很早就思考过,现在也值得再研究。但在群体性的关系当中来思考这个问题,与原子论个人主义是非常不同的。

  个人能够多自主?  


南风窗:科玄论战的话语好像很少在“五四”讨论中得到重视。


汪晖:严格意义上的科玄论战,是1923年爆发的。我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最后一卷叫“科学话语共同体”,其中有一个论点是说科学世界观如何取代原有的天理世界观。


广义的意义上,进化论的历史观、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等等渗透到几乎所有生活领域,进而科学世界观取代旧的宇宙论和世界观,成为支配性世界观,其影响是巨大的。


1923年由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所触发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讨论的是科学及其方法、精神是否可以直接产生出人生观?或者,人生观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领域?然而,很快争论就开始在知识分类学的意义上展开,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艺术等等是否存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本能、直觉与道德判断的领域是否不同于客观认知的领域?


在教育体系内,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及艺术逐渐地合理分化为不同的学科领域,但这一为人文社科领域争夺自主性的斗争其实也正是科学知识体系重组的一个结果。如今支配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并不仅仅是通常我们称之为伦理的领域,例如人们的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微观经济学的规训。这种知识对于实际经济运行的贡献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但对日常生活中的逐利行为的规范确是显著的。因此,围绕伦理问题的争论不可能不涉及市场社会的构成及其支配性的行为规范。


南风窗:“行为经济学”这一派,已经研究出了“神经元经济学”,证明逐利是本能的驱使了。


汪晖:心理学是和科学结合很早的。1923年辩论的时候,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唐钺,也卷入了当时的论战。心理是自主的,还是服从自然规律的?这是当时争论中提出的问题。现在心理学日益科学化,如果现在讨论心理、行为到底是自主的还是不自主的,心理学应该归于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回答恐怕未必有利于人文领域了。现在的确需要新的反思:随着科学技术的支配性越来越强,人文学科也不断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但实际上却逐渐成为科学谱系中的边缘性角色,并且也越来越失去介入科学技术问题讨论的能力。


  “五四时刻”的普遍性


南风窗:整个20世纪我们都不断地回到“五四”,“五四”确实是中国人不断获取力量或创造力的源泉。那么,为什么是“五四”?


汪晖: 20世纪是一个独特的世纪。如何界定20世纪的开端有不同的看法。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导致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也是19世纪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革命之后的新一轮亚欧革命的开端。也正是从此开始,第一个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革命的观念逐渐压倒了此前的改良主张,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催生了一系列革命浪潮。从一个世界性的视野来看,20世纪是在多重事件中发端的,或者说,存在着多重的开端。1905年俄国革命、1907年伊朗革命,1909年土耳其革命,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1924年第二次中国革命……这是一组20世纪的开端。


“五四”代表着开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支配20世纪的政治理念,由这些理念的传播而重新界定的政治领域和政治议题,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的不同领域的最重要的行动者,都源于这个时期。我们每一次回到“五四”,侧重点都不同。比如思想解放运动揭橥民主与科学大旗、李泽厚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我本人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变奏,都是在对自身时代的语境中重构对那一时代的理解,命题的替换所包含的当代性是明显的。


“五四”是一个普遍性的时刻。人权也好,主权也好,民族自决权也好,这些价值和命题都包含了普遍性,但又都不是绝对的普遍范畴。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这些命题可以被不同的力量所利用。在一定意义上,“五四”这一历史时刻或许比这些范畴或命题本身更具有普遍性。五四运动也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在全球范围内,它是对“威尔逊时刻”和俄国革命的回应,并与世界各地的相关运动如韩国的运动、埃及的运动、印度的运动、越南的运动等等相互呼应;在中国的现代脉络中,它通过文化运动对此前的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加以反思与综合,并从观念的领域向其他社会领域突进,并为20世纪中国奠定了新的政治议程。人们总会回到这个时刻去看待自己。


通过跟这个时刻的关系,你可以界定自己的方位,如果没有这个时刻的存在,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究竟处于世界历史的哪一个点上。这就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所具有的意义。迄今为止,这个意义还没有完全消失。什么时候会消失?我们不知道。要依赖另外一个新的时刻、一个改变此后历史进程的转折性事件的出现。


五四运动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世界时刻。它的矛盾性、可能性和开放性同时存在,却浑然一体,也正因为如此,人们通过对它的再叙述、再表述,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和对未来的看法。



  有潜力的瞬间  


南风窗:你如何理解《新青年》从“青年问题”开始,将一代新人作为变革的根本?你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里讨论,像阿Q这样的人,身体里也充斥着“革命本能”,那么阿Q算是一个新人吗?


汪晖:新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新的主体性。新的主体性也意味着新的政治性。阿Q并不在新青年的范畴里面,鲁迅也并没有把他当成新人,但鲁迅的独特性在于:当大部分人着眼于新人的时刻,鲁迅已经在探索新人的破灭。与许多“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探寻“新的人”。但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问的是“没有吃过人的人或者还有”和“救救孩子”的绝望呼喊。狂人的破灭也是觉醒的幻灭。《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故乡》里的主人公或叙述者,都是接受了新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到最后无一例外地自我否定。因此,鲁迅对于潜能的探索,开始越出了五四初期有关“觉悟”的范畴。


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他绝不会认为阿Q是“觉醒者”。但是鲁迅有一个意识,即现代政治的真正基础就是大众,如果新的政治不能包括阿Q这样的人,这也不能构成真正的大众政治。


可是阿Q这样的人的所谓主体性从哪来?这是鲁迅提出的问题。《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瞬间”是什么?我所说的瞬间就是精神胜利法则失效的瞬间。饥饿,受冻,性,死亡,这些都是本能的领域,在这些瞬间他无法自欺。这些瞬间或许只有一两秒钟,却代表着一种潜藏的能量、一种可能性的世界。怎么能够使得这样的状态持久化?这是一个问题。


本能的革命有可能是破坏性的,但与自欺的意识相比,却潜藏了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认识世界的可能。对于鲁迅而言,对真实的追究、对真实的激情,是一切变革的前提。什么是“真的人”?“真的人”也许并不存在,但是这些瞬间却显示了“真的人”的要素和存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有潜力的瞬间。


南风窗:瞬间都是短暂的。也许在21世纪,我们也有这样的瞬间,获取了能量,找到了可能性,但是很快又自我否定了,迷茫了,失望了。


汪晖:瞬间不持久,不代表它没有意义。人类历史上有了那些瞬间,才使得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个人经历了一次爱情,他整个人生的所有历程都会跟它有关系。经历过和没有经历过是两种人生的状态。爱情也许是短暂的,但会带动你的知觉、触觉,引发许多感觉,甚至认知的变化。这不是否定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但是这个瞬间构成我们自我认知的契机。“五四”就是这样的瞬间。


例如,我们处于经济危机和社会巨变的时代,如何确立批评和反思的起点?五四文化运动对我们的启发意义:不是把它当教条,而是把它当作能量,思考一下以文化运动为方法来重构政治的路径对于今天的时代可能具有的意义。借助于文化运动及其与大众性的连接,一两代人的创造力得以在那个瞬间爆发。重返那个历史时刻,也是对于创造力的探寻。


(来源:南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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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思想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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