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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花千芳、王思聪之争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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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千芳和王思聪的争论,渐渐变成了“学英语是不是必要”,这就有一点失焦了。不仅失焦,对花千芳来说,也是不够公平的。因为正如花千芳反复重申的那样,他“并没有反对学英语,只是反对全民苦学英语”。


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里,英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学习、乃至生活工具,这自不待言。马克思认为“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毛主席在晚年还坚持学英语,并用Paper-Tiger调侃基辛格,所以如果花千芳被贴上“反对学英语”的标签,那他就将被锁定为颟顸无知的形象,在这场争论中也就输定了。


但英语既然是一种工具,那就有人需要有人不需要,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需要,因此“全民苦学英语”就是荒谬的,就意味着时间、精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花千芳对这种现象表示反对,表明他的态度是客观、理性的,这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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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更深入的分析。


当我们谈到“开放的世界”时,似乎默认了这个世界是平等的,但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内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或者说“西方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中国则处于边缘或半边缘位置”。这种状况是历史形成的,是一个需要改变但还没有被改变的事实。


主要是由于这种原因,英语做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语言,在中国往往又和“先进”、“文明”、“优越”等等若有若无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和“开放”这种非常强势的政治正确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装饰,被用来炫耀,也被当成等级的标志,更被设置成学历、学位、职称、职务的门槛,迫使许多不需要英语的人也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英语。


“全民苦学英语”这种非理性现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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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工具的英语的非工具化、资格化、荣誉化,本质是西方对非西方的文化统治,以及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文化殖民,这会让已经具有了一定文化自觉的人感到不舒服,花千芳用了“思想上自我矮化的奴隶”这样强烈的语言,有些人听了觉得刺激,但本身并无大错。


正确的做法是让英语回归工具地位,让那些需要的人去学英语,不需要的人可以不用学。目前可以考虑的是把英语设为选修课,让英语四六级考试和学历、学位、职称、职务等脱钩(除了那些必须英语的领域)。


关于学英语的事,就先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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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之争,各种解读已经很多,许多都颇有道理。我这里只想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花、王之争的本质是王思聪所属并充当代言人的新阶层对话语权的争夺。


且看王思聪引爆整场争论的那句话:“9012年了还没有出过国的XX?”


仔细辨析这句话,就会发现王思聪并没有对花千芳那段反对“全民苦学英语”的言论进行正面反驳,既没有指出他的事实错误,也没有指出他的逻辑错误,而是直接质疑他讨论这个问题的资格。


王思聪为他的质疑设置了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前提——只有出过国的人才有资格讨论学英语的问题,而花千芳没有出过国,因此也就没有发言权。


如果承认王思聪的逻辑并将其延展开来,就会发现,由于90%的国人都没有出过国,所以只有10%的人才有资格参与讨论。而在这10%出过国的人当中,短期出国旅游和长期在海外留学、经商的又不在一个档次,偶然才能出一次国的人和满世界飞来飞去的“国际自由人”也不在一个档次——如此筛选下去,最后恐怕只有王思聪以及处于新阶层顶端的一小批人才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了。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出国”与否可以设置为发言资格的话,那么财富地位为什么不能成为发言的门槛呢?毕竟在西方,是否拥有一定的财产长期都是投票权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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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聪在手机上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但下意识地流露往往比在高度警觉中字斟句酌的表达,更能代表一个人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比如王思聪醒悟之后反问花千芳:“还想故意引起阶级斗争吗?我哪句话看不起穷人了?”就有点心虚胆怯、色厉内荏,就很无趣了。


王思聪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漫长革命前史并且由于实行渐进改革而保持了某种话语上的连续性的国家,新阶层并没有完全获得与其财富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因此也没有完全掌握文化领导权。


因此,花、王之争,不妨可以看作是对话语权、乃至文化领导权的一种争夺。对新阶层之外的人来说,保持一定的话语权,就还保持一定的希望,所以不可掉以轻心,也不能完全做吃瓜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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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进步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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