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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印度纪行15:社会革命决定中印差距?

文章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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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那幢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大楼里,抬头望着古色古香的廊柱,忽然有一种穿越感。历史仿佛在这里凝固,可以听到尼赫鲁从楼梯上走下的声音。

一位建筑工提着一大袋装修拆下的破砖烂瓦走过,猛地推开一扇小门,忽拉一下将袋子翻倒出去。尘土飞扬,顿时弥漫了整个展室,我从遐想中回到现实。

尼赫鲁纪念馆


位于新德里的尼赫鲁纪念馆是旅客的必游之处。这是一幢典型的不列颠式建筑,尽管长年失修,显得有些苍老,但整幢建筑的造型和规模,仍然会让人情不自禁地遥想起当年它在印度人心目中的地位。

可以想象,1948年印度独立一年后,尼赫鲁作为首任总理住进这幢大楼时的心情。他踌躇满志,这样说道:“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独立日当天的尼赫鲁


尼赫鲁不是一个空想者。换到任何一个印度政治家,在那个时间走到这个地位,大概都会有如此的豪迈气魄。

其时的印度,刚刚挣脱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也拥有了英国人留下的工业体系与英国人建立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维护了印度这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近百年的稳定。

与中国相比,印度遥遥领先。按照工业总产值计算,印度当时已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产业工人有600多万,而中国只有120万。1947年印度独立时,其铁路总长度达到约55000公里,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铁路长度只有21000多公里。

印度似乎具有成为一流国家的一切资质,它需要的只是时间。然而,把时间快进到2017年,当我在孟买街头与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擦肩而过,在重重雾霾中寻找“被删除”的泰姬陵,在尘土飞扬的马路旁缴纳“跨邦费”时,这个国家与尼赫鲁的梦想仍然隔着万水千山。

纪念馆的展厅里,有尼赫鲁清晰的成长足迹。他从受教于私人家庭教师,到入英国哈罗公学,再到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了系统的英国教育。正是英国后来出现的民主平等的政治观培育了他们这一代印度精英的民族独立思想,但也正是这样的政治观束缚了他们对于社会革命和传统重构的认识。

展览中有尼赫鲁在英国殖民者监狱中写的家书。在长达数十年的反英独立斗争中,他先后9次入狱。10年铁窗生涯,磨砺了尼赫鲁的意志,在1922年的庭审中他宣布,“在不到十年前我曾经或许更是个英国人而非印度人”,“接受了哈罗和剑桥绝大多数的偏见”,可是自那以后“我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叛逆’”。

尽管如此,他的叛逆仍然十分有限。至少在他作为印度领袖而搬进这幢曾经是英国驻军最高统帅官邸的豪宅的那一刻,他的“革命”就注定了不会像中国革命那样是轰轰烈烈和翻江倒海式的。

在政治体制上,尼赫鲁仿照英国体制,建立了司法、议会、政府和教育系统。这一政治模式,是英国殖民者为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南亚地区巩固统治、确保稳定而设计的。英国人对印度长达近百年的统治之所以有效,就在于他们遏止了可能出现的革命和造反。

英国人充分利用了印度社会千年来形成的稳定结构和秩序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这一点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当殖民者不是要彻底打破殖民地原有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而是转而加固这种结构,或者利用这种结构来构建其统治的基础时,革命将很难发生,原有社会中出现的现代因素也会被压制或窒息。

以议会民主制为例。印度从英国那里“拿来”了这一套东西,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不过和英国人不一样,即便手里揣着现代的选票,印度人所思所想还是古老的种姓、等级和宗教。多数选民并不关心候选人的品行才能,而只看他们的信仰出身,这也是为什么印度议员里有犯罪前科的不乏其人了。至于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则往往在“拒绝受精鸡蛋”或是“保护母牛”这样的议题大做文章,而不是去考虑如何改善民生。

莫迪与牛。在2月11日的一场活动中,印度总理称将采取措施继续改善母牛安全,“母牛是印度传统及文化中的重要元素”。2019年是印度大选年,“保护母牛”再次成为焦点议题


据说丘吉尔当年担心英国人撤出后,印度会大乱。后来的情况表明,他多虑了。印度没有大乱,英国人也没有“撤出”,或者说,形退而影未退,人退而制未退。接盘的官员们既认同殖民者定义的国家,也学会了利用种姓/等级、宗教/魔法来维护既得利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奈保尔称他们为“模仿者”,这些人在努力争取殖民时代不可能给予他们的地位的同时,又努力使他们自己和印度社会依然保持着对原有体制的依赖。1971年初,在旁观了阿杰梅尔的一场选举之后,作家无奈地写道:“民主制度、法律实践和权利意识,这一整套价值都被吸收进了另一套价值观,都被吸收进了一个概念:戒律——印度的正道;由此而产生的歪曲有时候令人瞠目结舌”。

据美国学者迈克尔•理查兹的定义,革命“是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在印度,它更像是一种制度(民主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种姓制度)的包装,或者说“改良”,即便1947年后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政策趋向出现了不少变化,印度仍然行进在原有制度的轨道上。

事实上,就连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也称不上摧枯拉朽,相反,它是通过对纺车、对传统的追溯来完成的。或许,就像印度学者辛加尔所说的,对于印度人,甘地永远会比马克思更多地激励他们。

对比印度,才会理解1911年以来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怎样的不同——原有的阶层打破了,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妇女走出家庭的桎梏,义务教育开始推行,铁路、税收、邮政实现一体化,大规模的工业基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很难想象,除了革命,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让一个背负了数千年传统的国家发生这样的改变。

尼赫鲁曾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仰慕苏联的成功,一度想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建立起印度工业的基础。但是,在种姓等级的沙土里,现代工业该如何奠基,没有“剔骨还父”式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又该如何推动呢?


革命当然要付出沉重代价。但是,只有行走在印度的城乡之间,只有站在这幢充满帝国气息的大楼之中去看尼赫鲁那一代领导人,你才会真正理解革命的意义与作用,以及革命是怎样拉开了中印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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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海外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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