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文化网JINBUWENHUA

滠水农夫|遥忆悬崖晶莹雪——记姚雪垠的三段公案

0b55b319ebc4b745f650caeccffc1e178b821507.jpg



个人总是被大历史裹挟。姚雪垠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投身文学创作,作为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因其特立独行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学创作艺术原则,在不同时代遭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打击,人生几经沉浮,作品更是毁誉分殊。尤其是积数十年心血,五卷本计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从当年盛极一时,到而今杳有所闻,反而是他不待见的《康熙大帝》、《张居正》、《曾国藩》等描写帝王将相文治武功的小说荣登大雅之堂,更有《宫心计》、《琅琊榜》、《天盛长歌》等宫斗权谋影视剧风靡一时,不禁令人感慨万千,有今夕何夕之感。

或许,我们不必匆忙将姚雪垠及其作品归入历史古董一类,作为二十世纪革命文艺的产物,姚雪垠及其作品具有的时代标本意义,对于我们回望那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召唤文学革命性的回归,亦或不无启迪意义。在姚雪垠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中,历经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等身著作,在此仅择取他一生中遭遇的三段公案为线条,以窥其人的思想风格和文学品质。

一、与胡风的历史恩怨

胡风与姚雪垠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二人早在1943年就有交集,这一年姚雪垠抵达重庆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成为胡风的部下,一个是文艺理论权威,一个是当红作家,本应相得益彰,然而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段工作关系并非愉快。胡风对姚雪垠采取所谓“沉默战术”,而姚雪垠也在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胡风的文章是“天书”。不久文坛开始“整肃”,姚雪垠自然成了胡风要“清算”的对象。从19447月到19463月,按胡风指示和受胡风影响的文章一篇篇相继出台,严厉批评姚雪垠的《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等代表性作品为,“色情文学”、“倡妓文学”。

然而,姚雪垠以静制动,没有用胡风派的作法施以报复,而是期望于胡风派放弃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不再以诬蔑的态度对付文化战线上的朋友。但姚雪垠代价是声名狼藉。直到1946年下半年,还有不明真相的青年在报纸上骂他;直到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姚雪垠都要为他的“色情文学”背上包袱。

事情并没有因为姚雪垠的妥协而转机,路翎写作《市侩主义底路线》对姚雪垠展开新的批判。此时姚雪垠到上海,准备将《牛全德与红萝卜》《差半车麦秸》《长夜》等结为《雪垠创作集》出版,并借机写下了《〈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文中对路翎的文章进行了抗辩,姚雪垠从小说题目、题材主题、写作技巧、写实主义等方面逐条批驳,姚雪垠指出“胡风派“宗派主义对巩固联合战线的危害,一针见血指出“一般纯洁的读者见胡风派火气很大,口吻很左,就误认胡风派是左派的代表,于是风行草偃,一唱百和,形成了很坏的风气。”这无疑一下捣胡风派的马蜂窝,阿垅的文章《从“飞碟”说到姚雪垠歇斯底里》出笼,对姚雪垠谩骂,还污指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事情越闹越大。中共重庆文化界领导只得出来调解,为了大局姚雪垠只得再次忍辱负重,但内心仍未有丝毫妥协,在《硬骨头》中写道“我是从窒息的环境中,从刀剑的威胁下,倔强的生活过来的,今后我还要倔强的生活下去。生活是战斗,我的武器就是笔。除非我真正的死掉,我相信没有人使我缴械。”

即便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姚雪垠从《春暖》的被批判中发现了新文艺运动史上三种互相联系的现象:其一是“某些批判文章如果代表‘左’的思潮,必然背离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文风,而任意发挥某种‘主观战斗精神’”。其二是发生在文艺战线上的极“左”批判,不管打什么旗号,从来都是“为某些人结成的小圈子服务,常带有浓厚的宗派色彩”。其三是“由于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的特殊条件,在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活动中,调子愈‘左’愈能迷惑群众,愈会有人跟着起哄。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胡风派后来的倒台而消失,相反当年的这段公案为仅为胡风派从施害者变成受害者给预先埋下伏笔,同时也继续影响了姚雪垠的命运跌宕。

二、被打成“极右派”

  1957年,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旨在帮助克服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此之前,姚雪垠写出的内地轻工业三代工人生活的作品《白杨树》,被地方某些领导指责为“不积极为工农兵写短小作品”、“不愿为群众雪中送炭!”姚雪垠发表了《谈打破清规戒律》、《打开窗户说亮话》、《创作问题杂谈》等三篇文章,对文艺创作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提出批评意见,随即“反右”激烈开展,人民日报发表《为资产阶级文艺复辟鸣锣开道右派分子姚雪垠丑恶灵魂》的批判文章,姚雪垠被打成“极右派”,下放劳动改造,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痛苦异常,致使他终日以泪洗面。但是他坚信自己对党从无二心,并下决心振作精神,战胜痛苦,以司马迁以述《史记》自勉,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可说是姚雪垠一生的扛鼎之作,也是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文学创作的艺术经典,他把以往被史书写成的“乌合之众”或“流寇的农民起义军”写得有声有势,并予农民起义英雄以深切同情和赞美,这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开掘及表现方式反映了小说家鲜明立场,表明了他始终站在底层社会受侮辱、受损害的阶级和阶层一边。通过对农民起义军由弱到强、由盛及衰的描写,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李自成》一反传统文学将帝王将相作为重点写作对象,反而将视野转向农民起义英雄和广大底层民众,不仅是对千百年精英史观的摒弃,更是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观察和阐述中国历史的尝试。显然,他是要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有意识地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以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文学抱负。

在创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姚雪垠历经艰难,当时他顶着“极右派”的大帽子,毅然决然开始秘密创作。19588月下旬,姚雪垠被下放到武汉郊区农场“监督劳动”,他就一边干活一边进行构思,到了中午或晚上带着疲劳,将田间和路上的构思写到日记上。繁重的体力劳作剥夺他想、写的时间,但他在工余、路上、中午、晚上,照样在心中构思,并充分利用每月四天的休假时间拼命地把构思写出来。长时间的超负荷运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急性关节炎,连走路都十分困难。19638月,姚雪垠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几移其稿,耗费六年时间,四十二万多字的《李自成》第一卷终于出版,并引起了祖国大江南北少有的轰动。

1964年,阶级斗争又起且愈刮愈猛,姚雪垠成了老右派,《李自成》成了大毒草。他再次被送到湖北“五.七干校”,进行惩罚性劳动。他到“五·七干校”,他利用每天放猪、放牛的间隙,充实修改《李自成》的第二卷。遇上刮风下雨天,便提着一盏马灯躲在牛棚里写。劳动时的晚上回到集体宿舍,在别人入睡以后,他爬起来点上油灯趴在床上写。天天如此,从不间断。然而为了争取《李自成》顺利完成,姚雪垠向毛主席写信,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发出了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最高指示”,终使《李自成》死而复生。直至直到1975年的国庆前夕,姚雪垠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才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初稿。

就在他恢复名誉的同时,姚雪垠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当有人问姚雪垠:您被错划了21年,就没有一点怨恨之心吗?为什么还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呢?姚雪垠回答“在历次劳动中,尽管我受到挫伤,甚至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我对于党,从来没有一点怨恨的心情。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儿子,我只能为自己工作得太少而惭愧,没有权利去抱怨哺育自己的母亲,即使她在某些时候犯了错误。我常常拿河南家乡的一句土话来形容自己:“家鸡打得堂前转,野鸡不打一翅飞。”自己不论怎样受委屈,决不背离党的利益。”

在支部大会讨论姚雪垠的入党申请时,姚雪垠又说了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话“虽然我明白我自己看不见共产主义的实现……然而我坚信人类的崇高理想必将实现。这是我的追求,我的信仰。我愿为这一信仰而进行战斗。”正是对真理与正义,光明与幸福的追求,几十年来,无论是处在顺境的姚雪垠,还是处在逆境的姚雪垠,他对共产党的信仰,对人类崇高理想的追求,始终如一,坚定不移。

有人对姚雪垠被错划右派后,一直不消沉,并且还做出突出成绩,很不理解。于是问他:“你从李自成失败写起,写他全军覆没后毫不灰心,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写出《李自成》,是不是也写了你在1957年的命运?”姚雪垠笑了,他说:“你们没有猜对,如果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仅仅限在个人命运上,就不大可能写出《李自成》。对历史的揣摩和艺术的虚构,合情合理,才能获得读者的共鸣。这种感情远远超过我个人的思想感情范围。”这段话说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作家的政治信仰和艺术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作家的学识水平的高人之处。然而时代风云变幻,中国迎来了转折时期,已至暮年的姚雪垠又面临新的考验。

三、与刘复之的文学争论

确切来讲,刘复之与姚雪垠属于不同的两代人,他们两人也不全是意气之争,或者文学创作方法之争,而主要是文艺指导思想、文艺领导权的争辩。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已嗅到中国政治气候变化,纷纷为这种变化积极造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文学的反思和自我超越》等强调文学主体性的文学理论新观点,其要害显然是要架空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的指导意义。姚雪垠当仁不让,当即撰文,一针见血指出刘再复“不是偶然写一篇两篇文论文,而是建立了一套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在当时那种几乎一边倒的形势下,对方又占据了政治正确先机,姚雪垠的批评自然召来刘复之报复式反击。首先批评姚雪垠先入为主,不可避免偏离客观科学性和学术理性;其次批评姚雪垠将学术论争政治化,以占领政治高地置对方死地;再次是批评姚雪垠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用抽象的阶级性代替人物活生生的个性;最后刘复之将姚雪垠的心血之作《李自成》与当时饱受批判的样板戏和《金光大道》归为一类,指责《李自成》描写古代阶级斗争,是极左政治的产物。而且刘复之对姚雪垠的创作功力也极尽贬低,称其坚持”三突出“、”高大完美“等文学观念,以至《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一卷比一卷粗糙,愈写愈差。刘再复的反批评火力十足,利用当时有利政治氛围,先从政治上宣判姚雪垠死刑,又从逻辑层面剥夺商榷权,进而从文学艺术角度全面否定《李自成》。这不能不引起作为一位成名老作家,尤其是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创作方向的姚雪垠的愤怒,甚至声言要委托律师控告其诽谤。

更有趋炎附势之徒、行落井下石快意,如改写《潘金莲》的魏明伦,为报当初被批评的一箭之仇,借机著文,对姚雪垠冷嘲热讽。文中道“毛泽东的过失,尚且容许老百姓反思,难道三卷小说竟比五卷雄文更加完美无缺?”又以巴金、沈从文为正面榜样,嘲之以姚雪垠因循固守、冥顽不化。正所谓时势易也,姚雪垠也确实没有像他的那些同辈那样,顺应大势所趋,而是选择孤独的战斗,因此不仅难以与他的那些识时务俊杰同伍,就连刘复之这样的一大批标新立异的新秀亦得罪完了,似乎真的成了文革余孽,文坛公敌。正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姚雪垠本可以像马金、张贤亮、杨绎、牛汉等人那样深刻地反思50年代中国历史,可以寻找造成他个人不幸,更造成民族灾难和浩劫的根源,然而他没有。人们归因他不了解政治,更没有改变思想观念、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给文艺界文化界带来的欣欣向荣景象,总是习惯于用专制时代的思想意识看待现实,以至于对现实误判,而自觉不自觉地站到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因此他给人的感觉就确实具有深厚的极左色彩。

然而这些众口一词的诋毁批判,并没有一项揭示问题的实质,只不过从当年的极左跳到极右,同样是用极化思维企图从政治上打倒对方。对于一个穷尽一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他感觉到自己坚持的理论被践踏、被否定而又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其悲凉的心境可想而知。80年代后整个社会风气转变,姚雪垠更是陷入孤独之中,有人开始评及他的《李自成》思想意义和艺术质量不及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年二月河去找姚雪垠请教被拒之门外,而今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却荣获姚雪垠文学奖。这些接连不断的打击对一个迟暮老人来说不可谓不沉重,他一生追求的信仰和事业被人贬得一钱不值,而且他根本没有为自己争辩的机会,其时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告别革命”的呼声甚嚣尘上,一切革命的话语、革命的意识形态被视为天然不正确。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他只能保持沉默,声称“与古人为伍”。当然这不是他真正的性格,但对于一个一生遭受颠沛流离、行就就木的老人来说,我们又能有怎样的苛求呢?何况当时尚是改革初期,各种社会矛盾尚未充分显现,姚雪垠或许有的些许迷茫和消沉不也可以理解吗?

然而历史的钟摆毕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新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陷入重重危机,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也宣告破产,全世界有识之士积极探索一种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资本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自然难以置身事外,而改革开放40年的负面积弊越来越成为中国继续前进的阻力,面对资本主导发展模式造成的贫富分化、阶层分裂和社会矛盾积累,中国迫切需要从革命传统中汲取有益营养,从新激发起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发扬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他们深入社会基层、工农群体,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并承担起底层人民的代言人,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和底层人民的苦痛,从而续接了一度边被污蔑、被边缘的革命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姚雪垠又不是孤独的,他的理想信念已经在新的一代人们身得到传承,因此他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和不如意就获得了永恒的意义。

回顾姚雪垠一生中的这三段公案,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文艺路线起伏跌宕,同样也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姚雪垠从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文学创作,并且身体力行用作品诠释中国历史,为中国革命提供经验教训,体现了一代学人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革命品质。他坚持文学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统一,不为时势左右,在有些人看来是过于狂妄,不识时务,但恰恰是这种特立独行,不与时代合拍的性格体现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学事业始终不渝的追求。

姚雪垠曾说自己“既非右派也非左派”,并引用丁玲的话说,他是“独立大队”,但他无疑永远站在革命一边、马克思主义一边,那些极左或极右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恰恰是他不忘初心,坚守理想信念的荣光。正象人们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心胸极其广阔,对真理和人民事业执著追求的人”“姚雪垠的的精神世界就像广阔无垠的白雪一样,具有冰清玉洁的美好品质。”

确实,姚雪垠与丁玲的性格和经历颇有共通之处,他们都被视为顽固保守,不知与时俱进,都是在左流行的年代被打成右派,而在右流行的年代批为极左,成为那些风派人物嘲笑污蔑的对象。然而正如刘继明在《丁玲的“左”与“右”》中指出的那样:“当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以及变节者为历史的终结欢呼雀跃时,那些忠诚践行自己的信仰而蒙冤和蒙难的革命者如丁玲们,却在死后还要承受曾经的革命同路人、自由主义精英以及庸众的嘲讽、侮辱和谩骂。作为个体,他们或许是一些失败者,但对于中国革命而言,他们却是真正的烈士。”

姚雪垠亦当之无愧!


浏览更多精彩内容,点击进步文化网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