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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也说“票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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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制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那些从来不能吃肉的阶层有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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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大状”和专门办博物馆推送冒牌国军抗战老兵的“舵爷”又拿票证制度做为攻击计划经济口实,迷惑了不少人,因此有必要做一点简单的辨析。


先说一下计划经济。现在胆敢为计划经济辩解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计划”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主要标志。最低限度,“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前景是生态崩溃,人类要挽救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迟早要回归“计划经济”和“为使用价值生产”这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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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票证制度。

票证制度,简言之就是在消费品匮乏的情况下,确保所有的人都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须品、营养品的制度,避免出现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不人道现象,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德政。

那些喜欢带节奏的人总是把票证制度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瞎说。票证制度仅仅和物质匮乏有关,而和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无关。搞市场经济的欧美等国,在大萧条和战争期间,也要靠票证制度保障供给,渡过难关。今天美国的“食品券”制度,也是票证制度仍然存在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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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开始,票证制度实行了三十多年,包括粮票、布票、肉票、菜票等,种类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这是不是因为新中国的经济搞得不好,解决不了消费品匮乏的问题呢?

当然不是。

根本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国家的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在国家面临帝国主义包围封锁的情况下,就必须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消费品匮乏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确保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获得满足,就必须实行票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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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一道来:

为什么必须实现工业化?

其实工业化不是中华民族自己主动选择的,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农业文明,过得好像还不错(相对于其他大陆的文明)。但在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并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之后,中华民族就不得不面临选择:或者工业化,或者步黑人、印第安人的后尘,被贩卖为奴甚至灭绝。

所以工业化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西方代为选择的。我们只有工业化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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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工业化,为什么必须高积累、低消费?

搞工业化是很花钱的。对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可以很自然地将工业化的成本转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工业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但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中国来说,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转嫁工业化成本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自己从牙缝里挤钱搞工业,也就是说,只能靠压低自己地消费水平为工业化提供资金,高积累、低消费就成为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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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要实行票证制度,实行消费品基本平均地分配呢?

这还要从历史说起。

工业化本来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如欧美和日本那样,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工业化完成之后的事。如果历史进程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就不必背“高积累,低消费”这口锅,不必承担工业化的重担,就可以在革命胜利后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新生活了。

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很弱小,买办资产阶级很强大,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1949年,中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到战争创伤基本得到恢复到1952年,工业产值也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6%,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面对这种状况,毛主席在1954年说过一段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话: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只能由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完成。如此一来,“高积累低消费”所导致的消费品匮乏的成本就不能仅仅由工人、农民来承担,有限的消费品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涨价”的方式来进行分配,而只能用“票证”的方式让每个人都可以获得。

以肉食品供应为例。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似乎肉食品总是供不应求,市民要靠肉票才能买到肉;另一方面,是在旧中国从来没有条件吃肉的人群(工人阶级)开始吃上肉了。

这两个现象是互为因果的。票证制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那些从来不能吃肉的阶层有肉吃,同时,也不允许那些从来都有条件吃肉的精英阶层吃得脑满肠肥,吃出高血压、高血脂,精英阶层也必须和工人、农民一样承担积累的成本。

可以用作对照是旧中国。无论内地的灾区饿死多少人,但上海、南京的食品店里永远是琳琅满目,摆满各色食品,无须任何票证,有钱就可以买——问题就在于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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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到了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工业产值已经占到了工农业生产总值的70%以上,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包括最尖端的军事工业在内的工业体系。

从这个时候开始,“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了,和现在许多人想象的不同,事实上,无论有没有“春天的故事”,中国都必然要进入一个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新阶段,票证也可以逐步减少范围,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了。

票证制度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消费品匮乏,中国必须快速工业化,还经常时不时地需要打一仗的情况下,保障中国的人均寿命、平均健康水平等都达到或接近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口总数也翻了一番,达到10亿左右。这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有数以亿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口——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口红利”,也是中国晚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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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历史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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