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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专辑】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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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知识分子在毛体制下,曾在各种的“运动”中都处于一种被批判、被改造、被“整”的地位,更由于为人们普遍熟悉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悲惨的故事,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在毛时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言说不仅经常被压迫、被禁锢,而且他们的才华、热情和创造能力也大多被挤瘪压干,一个个都成了被动的、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总之,那是一段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使这一印象不断得到印证的事实是:许多“受难”的故事都是有亲身经历的知识分子自己讲出来的。于是,它们就成为无可怀疑的历史。

然而,这样一个“受难史”是可以质疑的。

问题并不在于这受难史的叙事是否符合事实。如果考虑到一切“历史事实”都是某种知识,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被作为一种话语(discourse)生产出来的,则历史事实并不如通常人们想得那么重要。我以为更有意思的倒是:考虑到关于毛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境遇能否讲出另外一个故事?特别是:压迫/反抗作为一种叙事方法,常常为历史写作所特别爱好(尤其是针对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把这把叙事的剪刀——这把剪刀常常把“历史”修剪得整整齐齐——扔掉,讲一个复杂一点的故事?还有,这个故事的复杂程度能否显示出知识分子在回顾历史时,还有许多新的可能性,可以采取新的立场和态度?等等。

这些都值得尝试。

我想以对丁玲一生中的某些言说做分析来进行这个尝试。

丁玲的小说如同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样,是中国现代文学还不成熟、正在蹒跚学步的典型表现(当然这种学步是在发生着巨大社会变革的环境中进行的,充满了种种干扰和艰险)。然而,除了很少数的研究者对她的小说“缺乏多样化和复杂性”有所批评外(1),文学史家和大陆的批评家们对丁玲的作品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无论是其“思想”还是“艺术”。但是只要把丁玲的作品拿来和1985年之后出现的任何一个优秀作家的小说略作比较,就很容易看出前者的浅陋和粗糙。应该公正地说,这种在小说叙事技艺上的幼稚并不一定是丁玲的才能不够,而更多是时代的局限。只要想一想那时候距新文学革命的发动才二十余年,我们也就自然不能对那个时代的写作过于苛求。何况,其间前后还毕竟出现了鲁迅、萧红、张爱玲等几个大手笔,他/她们写作上的早熟大约是永远不能给予清楚地解释的奇迹。不过以上的种种说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丁玲小说的评价,涉及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如何看待的大问题。这自然不是本文的任务。其实丁玲小说的高低优劣,也并不是本文的主旨,这里只是顺便提及而已。

丢开丁玲小说的艺术成就不予理会,这可以使我们集中注意力,单纯地把丁玲当作一个毛体制下的文学话语的生产者来看待;此外,由于丁玲在她坎坷的一生中还曾几次担任文艺工作的领导职务,我们当然也会注意到她同时还获得一种有官方的权威所支持的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的地位。这样看丁玲,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一系列问题:丁玲的写作在毛体制下的话语生产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一个多次受到压制和迫害、经历了多年苦难的作家,其作品和言论在话语层面上和毛主流话语的关系又如何?如果我们用毛文体这个概念来表述毛体制下的主流话语(2),则还可以问:丁玲在创作中怎样处理她的写作与毛文体之间的关系?她是否进入了毛文体所规定的话语秩序?在进入过程中有过反抗吗?进入后有过动摇吗?最后,多年的压迫和磨难是否使她对毛文体有了新的态度?是否有了走出毛文体之外来言说的行动和要求?

由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受难”的说法相当普遍,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就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丁玲受难的历史在同代知识分子中是一个代表,对她进行分析所得的结论也应该有相当的代表性。其实我们对于丁玲提出的这些问题,同样可以向绝大多数在毛体制下生活过、写作过的知识分子提出。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应该不是作为某种学术来研究,而是由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每个人都用这些问题或类似的方式向自己追问,并且作出老老实实的回答。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巧妙地回避了这些问题——除了种种复杂的历史机遇之外,被称为“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浩劫”使人人都有苦水可吐,“痛说革命家史”;“浩劫”使人敢于指责毛泽东,说他犯了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因而“浩劫”也就提供了“向前看”(今天真正变成了“向钱看”)的语言,人人都免于向后看去追究自己的过去。

遗忘或者逃避历史是人的通病,或者我们不该过于苛刻。

1981年9月,大难不死的丁玲应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到美国访问。不难想象,人们在接待这位来访者时是多么好奇。其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解体,冷战的格局依然严重地制约着西方人的头脑和语言。何况丁玲又是那样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五四’的女儿”、二三十年代交替时期的著名的女性反叛者、被鲁迅所称赞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3)、延安革命文艺的领导人、差点和彭德怀将军结婚的革命女性(4)、著名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的作者、最后——作为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含冤受难二十多年,在文革后又终于被“解放”的一位近八十岁的高龄老人。特别是丁玲最后这一段受苦受难的生活,更容易激发被冷战冻结在压迫/反抗层面上的人们的想象力。那些在美国各地热烈欢迎丁玲的人当中,期待从她那里听到新的叛逆的语言的人自然为数不少,尽管这些人各自的政治立场、心理动机或许全然不同。然而丁玲让他们都彻底失望了。

丁玲写的一篇名为《养鸡与养狗》的访美散记中记叙了这样一个经历:在一个聚会上丁玲被问到是否在北大荒养过鸡,她不仅回答确实养过鸡,而且还说:“养鸡也很有趣味,在生产队为国家饲养几百只鸡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们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鸡蛋嘛!”这样的回答当然远远违背了问者的期待,以致竟有人当场十分不礼貌地质问丁玲:“一个作家,不写文章,却被罚去养鸡,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我真难理解,倒要请教丁女士,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这样的对话自然不会愉快,以致当几位太太先生喋喋不休地大谈养狗经的时候,丁玲干脆躲到洗手间里去了。(5)

丁玲描写的这场冲突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但是值得深入地分析,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丁玲的“养鸡有趣”论为什么使问者那样恼怒?恐怕并不是由于后者具有多少正义感,因而为丁玲的遭遇抱不平。起码这不是主要的。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丁玲的回答无意中对问者确信不疑的压迫/反抗模式实行了一次严重的打击。是这打击使人惶惑和冒失。这其实不奇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人已经如此习惯这个模式,以致一涉及苏联、东欧、中国,问题马上就是:有什么压迫?有什么反抗?他们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以冷战为基础所形成的西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没有这种检讨,他们就更难体会以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方法去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难以把握其中的复杂性。当然,我如此说并不是要申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就根本没有压迫,也根本没有过反抗。问题是只从压迫和反抗着眼并不能解释许许多多的问题。丁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丁玲于1978年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其时已74岁;1979年恢复党籍,并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副主席;198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改正“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的两个错案,彻底给予平反。这一连串的改正和平反,整整历经了三年。这三年中丁玲虽然年龄已近八旬,却十分活跃,除发表了短篇小说《杜晚香》和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还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多次的讲演。在这些写作和言说活动里,丁玲表现得相当热情、直率,喜欢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常常直言不讳。人们从她这些作为里依稀还能见到年轻时代丁玲的影子。但是,把此时期丁玲的文章言论略做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更不必提异端邪说或不同政见。以压迫/反抗模式来度量,一个有受压二十多年的苦难史的作家,似乎应该以某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她的反抗,或者说她的抗议。退一步说,即使作家不提出正面的抗议,她至少也要认真、严肃地回答如下的问题:二十多年的苦难究竟使她有了哪些思考?她怎样解释自己所受的冤屈?特别是,受冤屈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都与她共命运,她又该对此做什么样的申明?她是否意识到这些事的严重性,以致她应该对她亲身经历的历史做一次全面的批判?诸如此类。但是,检索丁玲在这几年中所发表的重要文章和言论,例如《讲一点心里话》(6)、《我这二十多年是怎样过来的》(7)、《谈谈文艺创作》(8)、《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9)、《生活、创作、时代灵魂》(10)、《文艺创作的准备》(11),我们不仅会感到失望,而且还感到难堪。因为这些言论不过都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时髦的套话,而且丁玲对它们运用自如。

1980年6月丁玲应邀在文化部文学讲习所作了一次报告,后来这讲话又在9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12)。在这篇报告里,丁玲提出了一个人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人家问我,你这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对这样一个问题,丁玲当然应该有许多话要说,而且问者当然要期待这些话中含有二十多年的苦难才能磨练出来的智慧。然而丁玲的回答是:“我可以说一点,就是二十多年来,我很少感到空虚”,“因为我坚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坚信经历了半个世纪复杂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健康可靠的”,“因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看到纯朴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走到哪里都是热烘烘的。”等等。作为一个具有“我是个共产党员!现在戴了帽子,但骨子里我还是个共产党员!”(13)这样坚定信念的党员作家,丁玲当然有权在其言说当中郑重宣布自己的立场,即使这种宣布是些套话。但是,对于诸如反右、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作家,哪怕是党员作家也是不好用流行的套话去搪塞的。这一点,丁玲感觉到了,所以她曾激动地说过如下一段话:“我就犹豫过,我要不要把心里话讲出来。我七十多岁了,我坐过国民党的牢,文化大革命中又坐过‘四人帮’的牢。我能像有些朋友好心嘱咐的那样,不问外事,不说话,昏昏噩噩混日子吗?难道我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人吗?我不能这样,我认为看破红尘的人是最自私的人。”(14)我们可以相信丁玲的话是真心话,但是她的心里话却教人失望,因为它们不过是“反封建”:“从1919年,我十五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六十年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15)“我们文艺界是吃了大亏的,根子是什么?我寻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说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它在文艺界的表现就是宗派主义。”(16)应该承认,如果从政治层面评价丁玲的“反封建”言论,言者还是表现了一定的勇气的,因为这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定下的调子并不很一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要不要“反封建”的问题,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持“反封建”意见者虽也有一些“老革命”,且在普通党员中有相当普遍的支持,但从来没有占上风。不过,从话语层面看,丁玲这些言说及其勇气的意义实在是非常有限的。在历史上,在政治斗争中对立的双方并不一定在话语上对立,相反,斗争的双方更多是分享同一种话语。不只“反封建”云云,仔细查看丁玲在被“解放”后的所有言说,其实从来没有超出过毛泽东的词语系统,包括这些言说中的修辞技巧和表达方式也都没有超出毛泽东所规定的文风。简言之,丁玲的“心里话”无论怎样诚恳和大胆,都是某种毛文体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其实正是官方所需要的。

总之,受了二十多年苦难的丁玲并没有什么“反抗”。相反,在1983年开始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丁玲是极力主张清除‘精神污染’的作家之一,而且是这一派作家的精神领袖。于是,她在摘掉右派帽子之后,轻而易举地又得到了一顶‘左派’的桂冠。”(17)

丁玲这个现象不那么简单。

(丁玲1931年在上海。史沫特莱拍摄)

熟悉《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丁玲早期作品的读者,不难看出她的语言在晚期是发生多么剧烈的改变。对丁玲的写作的几次“转向”,已有许多研究者做了不少的评述,但这些评述很少注意丁玲在语言上的转向的意义,更很少把这种语言上的转向放在话语层面上来研究。

如果细致地考察丁玲语言转向的各个阶段,并把它和五四以来至毛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中话语斗争的历史联系起来做一批评,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但那将大大超出本文的题旨。

为此,我在这里只对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杂文写作做一点评述。杂文写作在丁玲的创作活动中所占比重很少,她也不是个像样子的杂文家。但一则丁玲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突然对杂文感到强烈兴趣,并大力提倡杂文,为什么?这很引人注目;二则这两年是丁玲的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变化最剧的时刻,此后她的写作明显进入了一个新的话语秩序,即毛文体所规定的秩序。如此,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这一问题耐人寻味。

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文章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她不仅号召,而且身体力行,不管写得好不好,还真写了一系列杂文:《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18)、《干部衣服》、《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真》(19)、《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20)等等。其中许多篇还写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之前,例如《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一文发表于1941年2月25日《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一期,《真》发表于1940年4月15日《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则更早,写于1938年3月。这些都说明,丁玲的杂文写作,的确是有意为之。

丁玲究竟为什么在延安期间如此热衷于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似乎就应该是现成的答案,另外,丁玲在一些回忆文章里也做了些说明。(21)但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文本的生产者本人的态度并不重要,关键是文本所负载的话语的性质,是这话语与其它话语、特别是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在“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的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有的研究者说:“纵观丁玲为数不多的杂文作品,我觉得是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精神完全一致的。”(22)但是,仔细读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不仅许多篇都用了曲折的写法,并且其“曲”中所“隐”的东西在延安的语境中显得十分不搭调、不入时、不合流。《真》文先是用许多笔墨强调对“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非解放区)的抗日宣传要实事求是,结尾处笔锋突然一转,直指那些“平日爱嚷什么是主题、什么是典型”,并在写作中“苦心孤诣,注意找主题,找典型”的人,尖锐地指出:主题、典型都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23)。《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一文的批评锋芒则直指延安时期的“假、大、空”的文风,但这锋芒却隐晦地借批评孩子的作文来发挥。丁玲在文中不满老师对孩子的作文的修改,颇带几分挖苦地说,她孩子的八篇卷子,“六篇都说到无产阶级,八路军,苏联,毛主席,共产党。有一篇《听过故事的感想》没有说到,但教员在批语中替他补上了”。丁玲还引了一段她的孩子的作文中的这样一个句子:“太阳,太阳,鲜红光亮,你那样伟大的光芒,已经射到每个无产阶级的身上,请你指导着他们向着光明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永远的前进”,然后批评说:“这样的句子也许是好的,但我想这决不是孩子自己写出来的,不知道他从哪里抄袭来的滥调,这样的话不是放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显得不通,而且很漂亮吗?但可惜的却是滥调!”这样的批评放在当年延安的语境里,真是相当的大胆。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文末所做的结论:“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去套了。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丁玲写下这些激烈的文字的时候,大约万万也不会想到,她在以后的写作中会写下这样的“滥调”:“四十年代,我随着革命大军凯旋来到北京。鞭炮响彻了天安门。人民的心呵!像漂游在碧空的五彩红云。光明在前面,希望在前面,幸福在前面......我愿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做好一名小号兵。”(24)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弄清那打了引号的“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确切所指,但这已经不重要。很明显,丁玲在实行一种抵抗,她大约还在怀念上海亭子间那种写作方式;面对已经在延安确立了自己霸权地位的毛文体,她还想进行一次挑战。

读一读丁玲这时期的其它杂文,不难看出这种挑战都或隐或现地贯穿于大部分篇章之中。例如《干部衣服》以典型的杂文方式对延安的等级观念提出批评:“有人告诉我在延安骑马的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代步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1941年春,可见《“三八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的写作不是偶然,这两篇杂文所涉及的问题丁玲早已有考虑。再如《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则直接提出“到大众里去”和“群众化”不能“取媚群众”,“做了群众尾巴”,“不是要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而是要做“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师长,所依赖的人”。丁玲在文中很小心地回避了究竟是谁要避免“取媚群众”,而代之以含糊的“我们”。但熟悉延安时期语境的人都明白,和“群众化”对应的只能是那些戴着一顶小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如果说丁玲对抗毛文体的话语实践,在有些杂文里还只是一些朦胧的姿态,那么至少这篇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和毛文体形成了话语层次上的正面冲突。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群众的改造,乃是毛文体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说知识分子不能“取媚群众”,要做群众的“师长”和“依赖的人”,这不仅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相左,而且直接破坏着以“毛泽东思想”为象征的主流话语的权威。

如果考虑到有类似言说行为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不只丁玲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王实味、艾青等人的文章也不过是被“抓”住的典型,则毛泽东在1942年发动整风运动之际,还特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确不是偶然的。毛敏锐地感受到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毛文体的挑战,《讲话》无疑是对这挑战的回应。

丁玲在延安时期对毛文体的冒犯,其性质、程度究竟如何?这问题很复杂。这是因为,一则这种冒犯还是相当隐晦的,何况后来丁玲一再否认这种冒犯。例如对《“三八节”有感》,丁玲在晚年不仅一再把它解释为普通的、正常的批评活动(25),甚至说“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26)二则,虽然今天对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都是在不是在话语冲突和话语控制这个层面上进行,无论其结论褒贬如何,还是在讲一个知识分子被“改造”的故事。因此,用什么方法诠释那时期的文本,就成了十分关键的问题。

《“三八节”有感》一文不足三千字,却被人们视为丁玲的主要作品之一。这是有道理的。这篇杂文不仅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是代表作,而且它和丁玲的另一系列小说作品《东村事件》、《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这些小说也都写于丁玲到达延安之后,大体在1937年至1941年底之间,与她的杂文写作同时。最早指出《“三八节”有感》与上述小说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贯穿起来研究的大概是美国学者白露(Tani Barlow)。她早在1980年于法国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战文学讨论会上,就发表了题为《〈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的论文(27)。与那些争论丁玲的写作是否是“攻击领导”、“诬蔑边区”的论者——无论赞成或者反对,这类评论全都会受制于官方话语——不同,Tani Barlow在论文中强调的是性别对丁玲写作的意义,并认为丁的杂文和小说的不凡,在于它们是从女性的立场来感受、思考、讨论有关性爱、觉悟和社会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种批评角度对研究丁玲的写作非常具有启发性。这种启发主要倒不在于它把女权主义批评引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领域,而是使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审查丁玲写作的话语性质。1989年Tani Barlow编选了一本题为《我自己是女人》的英文的丁玲小说选集。编者为这本小说集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Tani Barlow在这篇文章中再次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做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指出:“《我在霞村的时候》特别在妇女形象和文学写作之间打了一个大问号:这种写作为的是什么目的,用的是谁的语言,以什么样的女性概念为准绳,最终又是为了何种政治利益?这里提出的许多相关的问题,后来又在《“三八节”有感》中以更赤裸裸的方式被提出。”(28)丁玲的问号的核心,是民族国家(无论其建立了怎样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否有权把女性纳入某种改头换面的但仍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秩序。

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警觉到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着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不仅梁启超作如是观,毛泽东亦作如是观。对于毛泽东的话语秩序来说,妇女解放竟然会和革命的国家利益不相容,这尤其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在丁玲的关于贞贞的故事里,贞贞却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实行了对国家的拒绝——对“国”和“家”的双重拒绝。不错,贞贞在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行为是她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去到日军做了随营妓女,但是她的更重要的行为是拒绝“国”和“家”对她本人的解释。无论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或是失去了贞节的“破鞋”(同情她的家人和蔑视她的家乡人在这一点其实是一致的),贞贞都漠然地不与接受,不认为她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接受这些意义。(29)贞贞拒绝被解释。在这里,小说叙事安排贞贞抗拒贞节观念,并不特别震惊读者,因为这是“五四”以来已经为人们熟悉的一种叙事;但是小说叙事还安排贞贞拒绝成为对民族国家有功的英雄,这却有很大的破坏性,并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叙事。在这叙事里,女人不仅拒绝民族国家话语所规定的秩序,而且在争夺解释权,争夺讲故事权。当然,《我在霞村的时候》对这一点表现得并不十分强烈,相反,声音相当微弱。但无论怎样微弱,这里却孕育着生发一种新的词语系统和意义系统的可能性,其意义是相当重大的。杂文《“三八节”有感》情形与此十分相似。由于是杂文笔法,丁玲的这篇文字表面上看去所讨论的问题都相当琐碎,但在每一种琐碎的议论之中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女人要争夺解释权,女人的意义要重新叙述。特别在文章结尾处,丁玲直接把“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这种语言称做是“大话”,她申明她不对女人讲这些“大话”,然后以“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等“小话”劝诫她的同性。(30)怎样读解这种“小话”与“大话”的对立?这只能是一种隐喻。它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样,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讲述女人的意义和民族国家的意义之间的严重的对立。

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诠释丁玲在1942年之前的延安时期的写作,那么丁玲的杂文以及其他作品完全可以赋予以下的意义:不论丁玲自觉程度如何(这并不重要),她在抵抗毛文体的压迫的同时,企图开出一片新的话语空间。

不用说丁玲的努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毛泽东在1942年发动的整风运动,把丁玲以及那些有类似丁玲想法的知识分子(丁玲不过是个例子)投入了革命的熔炉真正熔炼了一番。这确乎是个奇迹,一场运动过后,知识分子不仅放弃了对毛文体的抵抗,从此成为毛文体的热情、积极的宣传者、生产者和捍卫者,而且终生不渝。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弄清楚丁玲在整风期间的经历。丁玲晚年在一些回忆文章和谈话中偶有涉及,但很零散,其重点往往在毛泽东怎样保护了她,在她和王实味之间做了怎样的区分等等。其它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也不是很多,其中重点又往往在对“抢救运动”的批评和反省上,而对整风的中心部分,即建立一套完整的话语习得和话语生产机制,以建立毛文体的绝对权威这一运作过程,即可以说完全没有人涉及。

虽然如此,对研究丁玲在整风中的表现及经历来说,我们手头有两个可靠的文本,一是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篇发言,后来以《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为题在延安刊物《谷雨》第五期发表;一篇是在延安文艺界批判王实味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31)比较一下这两个文本,会帮助我们了解整风中的丁玲。读《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我们不难看出丁玲是怎样在努力学习《讲话》,怎样把毛泽东的词语系统溶进自己的语言。例如“共产党员的作家,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这类句子,丁玲已经运用得十分熟练了。但是,在这篇讲话里,我们仍然能找到一些与毛文体不能相溶的语词。例如丁玲在谈到知识分子如何受封建的、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时,有这样的句子:“也许这里养成了我们一些崇高的感情,然而或许却是唯心的。”这显然与《讲话》的精神不符。又如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时,丁玲说这是“把这一种人格改造成那一种人格中的种种磨练。这种改造在他个人说来是件伟大的事业,所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32)把知识的分子的改造说成是件“伟大的事业”,丁玲此时显然还没有完全学会夹起尾巴做人。丁玲这篇讲话是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于5月2日—23日期间召开),过不久,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做了批判王实味的发言。虽然与前一发言之间相隔不过一个月左右,但丁玲这时的语言已较前大不相同。除了上一讲话中那种不得体的语词已经被洗净之外,还有文风上的明显变化——这是我们熟悉的那种被丁玲一直保持到晚年的文风,例如“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鬼计破坏革命的流氓。”在对《“三八节”有感》一文检讨时,丁玲说:“那篇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那文章里只说到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的看问题;那里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这对党是毫无益处而且有障碍的,我再三的告诉你们,这不是好文章,读文件去吧,你们会懂得这话的意义。”(33)这里除了“我再三的告诉你们......读文件去吧”的语气仍然透露出一些丁玲的个性之外,其它的语言都已经不再是丁玲的——那个写过《莎菲女士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丁玲。

这已经是一个进入毛文体并且被毛文体改造过的丁玲。

丁玲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完成她的语言的“转向”?何况,完成类似“转向”的知识分子绝不是丁玲一个人。事实上,经过延安整风,来自五湖四海的千万知识分子从此都放弃或忘记了自己曾占有过的语言,以及与它相联系的话语秩序。甚至可以说,那样大量的知识分子都认同毛文体,并在毛文体的各种形式的再生产中奉献自己的一生,这恐怕才是延安整风的最大成绩。

延安整风究竟是怎么回事?它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来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因为延安整风联结着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许多运动,它们又分属思想、政治、经济、党内斗争、国际共运、帝国主义侵略等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过于关注整风运动中的政治方面,如对王明的斗争、“抢救运动”等等。很少有人注意整风根本上还是一个学习运动,更少有人注意这个“学习”主要是指话语的习得。只注意整风的政治方面的研究者,不能解释中共中央为整风所规定的三篇毛泽东的文章(所谓整风学习文献)《整顿党的作风》(原名《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什么都与“学习”有关(不仅是有关,三篇文章的主要篇幅都是讨论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理论、怎样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等等问题)。把整风完全看成是一场政治运动的研究者,会认为毛此处所说的“学习”云云只不过是点缀,至多不过是附属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但我以为要真正理解延安整风的深刻性,不如颠倒这关系,其实整风中发生和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和斗争,恰恰是毛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学习运动的派生物,是从属性的,是为完成“学习”而采用的政治手段。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很难对延安整风中学习方面进行细致的了解。不过,根据1942年4月3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来看,整风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在考察别人亦是如此,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察”。(34)这等于是利用国家机器的巨大权力举办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学校。但这个学校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习得话语。其学习方法也不是课程学习,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还有“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别人。这一切又都要在批评和讨论中进行,“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当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应该又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35)如果概括地说,这个大学校的目的其实就是学说话。这个学说话与幼儿的学说话不同。因为它是通过不断的读和说,来逐渐忘掉自己原来拥有的“话”,同时学会说新的“话”。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已经在丁玲那里多少体会到这种艰难。

延安整风学习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模型。毛泽东又依照这个模型在新中国建立后建设了一整套更完备、更有效的学习制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等人提出把全中国变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其实是对毛体制中的话语习得和话语生产机制的一次正式的命名,是画龙点睛。

丁玲在晚年一下子从一个大右派变成大左派,似乎又转了一次向。其实她没有转向。因为比较起从延安整风在五十年代的丁玲,八十年代的丁玲并没有什么变化,她的言说中的词语系统仍然是在延安整风时习得的。恰恰是她对毛文体的固执和坚持,使她像变色龙一样变了色。

一个人一旦进入某种话语,退出极难。

以上的评述也许又会给那些坚持压迫/反抗模式的人(这令人想起福柯和他的批评者的一贯说法)一个口实,说丁玲对毛文体的认同是压迫的结果,是她不能抗拒延安整风中的政治压力,是无可奈何。

延安整风中当然有政治压迫,王实味之死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何况还有使大批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抢救运动”。但是,且不说延安整风所凭藉的政治文化机制是多么复杂,问题是:仅仅靠政治压力是否能使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语言而接受另一种语言?蒋介石当年施加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压迫并不小,其特务统治形成的恐怖一直延续到台湾,可三民主义话语为什么没有取得绝对霸权,反而大量的知识分子更加倾向革命,倾向马克思主义?问题显然不那么简单。一种话语在激烈的话语斗争中,为什么能排斥其它的话语而最终取得霸权地位?这是由许多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多种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在互相冲突又互相制约中最终形成的结果。毛文体或毛话语形成支配性的、具有绝对权威的历史也只能是如此。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做具体的描述和分析,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非本文所能承担。但无论问题多么复杂,我以为毛文体较之其它话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是研究者绝不能忽视的,这一优势是:毛文体或毛话语从根本上该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这样一个说法很可能被人疑问:毛话语和西方现代话语之间在多大程度上能建立联系?又如何建立这个联系?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思路。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们不仅能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个更清楚的说明,而且也许能对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作出一个崭新的叙述。

一般说来,研究者虽然没有直接在文字表述层面上把毛文体/毛话语(它的话语形式之一即通常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和西方现代性话语对立起来,可在许多有关论述中把它们看做实际上绝不相容的对立物。例如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此文遭到了许多批评,但批评者往往忽略文中“启蒙”和“救亡”两个概念的隐喻性。如果贯读全文,李泽厚实际上(不论其有意无意)是以“启蒙”隐喻对现代性的追求,而以“救亡”隐喻对现代性的拒绝:“如前所一再指出,与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时代相适应的近代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等,在五四及以后并没有能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并没有对它们做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的分析探讨,而是在救亡——革命的浪潮下,一古脑作为资产阶级的破烂被简单地否定了。(36)这种否定和拒绝不仅实行于社会实践层面上,而且也贯穿于话语实践之中:“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经过千辛万苦胜利了,而作为这些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37)不论李泽厚在这里以怎样的机智运用隐喻或转喻的修辞手法,其批评的锋芒可以说毫无损伤。考虑到此文发表时的语境,我们都能体会这种批评的重量。但是,因为论者在全部批评中坚持启蒙/救亡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就不能不大大简化他所论及的问题,从而牺牲其复杂性。以“启蒙”而论,由于这一概念在隐喻层面上总是代表论者心目中的种种正面的文化价值(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等),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减弱了、甚至完全放弃了论述中的批判力。这不仅使李泽厚忽略了近百年来在西方针对启蒙主义形成的批判传统——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女权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对近现代世界历史所做出的新的叙述,而且很难看到在启蒙主义/现代性向全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扩散中,发生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现代化及反现代化之间的种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复杂情况。如此,李泽厚就不能不在把启蒙/救亡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毛泽东思想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对立绝对化。

简单地肯定启蒙主义的研究者,往往不顾一个事实:启蒙主义思想的扩散与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同步的;以“现代性”做轴心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与西方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其文化霸权的进程同步的。这使所有“落后国家”/“东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境遇之中:他们不得不在反帝国主义、反西方文化霸权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国家加入现代化的潮流。这种境遇又造成这些国家和民族在话语层面上,与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话语产生种种错综的关联。印度历史学家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论述国家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问题时会有如下描述:国家民族主义“一方面强调落后民族可以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则又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定位。因此,可以说它生产的话语是双重性的。这个话语一方面对殖民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则屈从于殖民统治所依赖的思想前提,即‘现代性’。”(38)察特杰的论述是在反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进行的。中国除香港、台湾之外,总体上并没有被殖民化的历史,情形自然与印度不同。但是,若看到现代性话语的扩张在世界范围总是与反帝国主义的大历史语境相关,察特杰的意见对我们是有很大启发的。它使我们把毛文体放到现代性话语的扩张中去考察,并且比较容易看出它的“双重性”: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标志的种种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反对以工具理性做支撑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以及与这体制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反对在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形成的种种对人的支配形式;另一方面,主张民族独立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主张在传统和现代二分的前提下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张大规模的城市化以消灭“城乡差别”,主张大跃进的、“超英赶美”的高度工业化并且赞美机械化、自动化的物质技术,主张建立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有效的国家机器以实现社会的组织化等等。从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来看,毛文体或毛话语这种双重性(如果考察三民主义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的联系,则明显缺少这种双重性。不过,这或许正是它的劣势之处)使它根本算不上一种现代性话语。然而,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如果考虑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环境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种种复杂的压力,考虑到他们不得不在反帝反列强的前提下追求“现代化”,则在中国生产出这样一种具有双重性的、适应中国情况的现代性话语,并且用它来推动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这实在是合情合理的。反过来说,一旦这样的话语被生产出来,知识分子们为它所吸引,并且积极地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也是毫不奇怪的。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和“救亡”的合奏正是中国式现代性话语的魅力所在。以为这二者本可以分离,以互不干扰,那只是学理上的冥思,可惜话语实践偏偏不照学理行事,自有其由来和根据。

对毛文体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联作批判性的考察,那要做大量的工作,这里只能把问题提出而已。但这也多少能够回答,为什么在延安整风的话语习得过程中,知识分子会心服口服地愿意进入毛文体的话语系统,并甘心受其宰制;也多少能够回答,如丁玲这样有着倔强的个性、一直以反抗现存秩序产生写作激情的人,为什么一旦进入毛文体的话语秩序就再无反心,一片愚忠。五十年代初,当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公布的时候,丁玲写下了这样文字:“在火一样的七月中,在庄严的北京城,在贴近党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里,我过着最有意义,最感到充实,一天比一天兴奋,一天又比一天安定的生活。我好像一个饥饿者,却又觉得食物太多无法消化。我仿佛走入一个开满了花朵的花园,五彩缤纷,四周都是耀眼的光辉。伟大的祖国前进曲发出雄壮的音响,振荡在空间。我跟着大家一天一天走进了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什么是透平,什么是滚珠轴承,......我们从投资计算到产量。我曾经到过工厂,近代化的工业在我看来简直像一个谜城,四处都闪映着新鲜的奇景。我看到那个像无底洞的大炉,它无厌止的吞食着铁块,钢水在那边翻滚沸腾。”(39)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还很长,恕我在这里打住。作为一篇抒情散文来看,这些文字自然都是陈辞滥调,且文笔拙劣。但是,我们能感到其中的真情。正是这片真情,透露出丁玲是怎样强烈地感受到毛文体作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话语的魔力的召唤。

像丁玲这样为毛文体所感召,并且以毛文体参与话语实践,去从事文化和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多至千千万万。尽管有过多次批判运动,有过反右斗争,有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就总体而言,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在整个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时期,他们并不是一生受难的可怜虫,也不只是一些被动、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被种种“受难史”掩盖起来的事实是:知识分子都有过浪漫的、充满理想的“参加革命”的经历,有过“建设共产主义”的激情,也有过高呼“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豪迈和气慨。这些记忆是不应被抹煞的。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生产者,他们虽然一生受制于毛文体,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都为毛文体的再生产贡献了热情、才华和“最美的青春岁月”。即使在他们一生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出卖和被出卖、迫害和被迫害、批判和被批判等尴尬困惑的时刻,许许多多的人仍然坚持毛文体的生产,并且把检讨、批判、迫害都变成毛文体再生产的特定形式。这些记忆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如果说毛文体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正是千万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努力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如果说毛文体在现代汉语中所实现的空前大一统的局面,以其绝对的控制严重妨碍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以致出现了文化和政治上的专制,导致中国革命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那知识分子曾为这一切真诚地大声欢呼,拍手称快,积极地投身于这历史过程。这就更不能忘记。不仅不能忘记,对那一段历史作出回应,给予一个与今天的语境和觉悟相称的回答,恐怕是所有在那一时期生活过的知识分子的不可回避的责任。

回答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无论如何,以压迫/反抗这类模式去解释当代中国的人和历史,只能是管窥蠡测,难以有什么大意思。倘真有志于此,恐怕首先要考虑如何找到或创出一套新的语言,以使我们的思考复杂化,而不是相反。当然这很难,因为我们人人都从出生起就被种种现成的语言所养育和控制,选择和创造的余地实在不多。


(来源:《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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