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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关于“张承志难题”的一封通信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关于“张承志难题”的一封通信


李晨:你好!


你研究张承志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很快就要出版了,真是可喜可贺!翻看出版社寄来的大样,感触良多,随手记下了一些零散的想法,希望和你分享。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2016年第2期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香港作家彦火对茹志娟的访谈和通信,这次访谈是1983年在美国爱荷华做的。当时茹志娟、王安忆母女应邀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同一届的华人作家中,还有台湾的陈映真和七等生、香港的彦火等。由于王安忆后来发表了《乌托邦诗篇》这样有影响的作品,大家都比较关注陈映真与茹志娟、王安忆的相遇,文倩最近写的那篇《茹志娟、陈映真与王安忆的渊源与文学影响考察》(《文艺争鸣》2015年12期) 对此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从《上海文学》发表的访谈和通信来看,茹志娟也与同时访问爱荷华的其他作家如彦火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与联系。这次访谈中,让我感兴趣的是,彦火问茹志娟为何当代中国文学“好像还没有出现过像‘五四’时期那么重要的作家”?茹志娟回答说从青年作家中极有可能产生“重要作家”,“例如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已经开始露出锋芒,将来的发展不可预料。他是个学者,搞地质的”。茹志娟为什么在1980年代初期就这么推崇张承志呢?蔡翔老师曾经回忆,“李子云老师是有一种‘少共情结’的,那不仅是一种有关青春的记忆,而是涉及到信仰、操守和正直的品格,是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她特别喜欢和推崇张承志的作品,而张承志对李子云老师也是非常的尊敬,总是称呼她为‘子云大姐’。张承志每到上海,他们总会一聚,我不太清楚他们会说些什么,但我想,那可能也是一种两代人之间对‘少共’精神的理解。”(《到死未消兰气息》,《书城》2009年8期)而张承志自己也说过:“上海对于我比外国还陌生。我去上海从来只停三五天便急于离开。但哪怕只停两天,我也一定去看子云大姐。甚至还要去上海的原因之一,即是因为李子云大姐在那儿住……她对我多次讲过:她对自己青春立志投身革命的选择,一生从未后悔。我与她之间的几度交谈,每次都涉及了这个题目。但每当谈及拜倒于西方价值的人与作品,子云大姐总是说:‘他们不懂,对那些我们早已了解,我们早已选择过了’。”(《她们那一代知识女性——悼李子云、苏予》) 我想,按照蔡老的说法,同在上海、同样具有“少共情结”的茹志娟喜爱并推崇张承志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在访谈中,茹志娟看好张承志,是因为她认为,“从学术上来分析,1930年代的一批老作家,他们又是作家又是学者。而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们是作家,但我们不是学者。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青年时代是在战火中度过,所以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当中,学者很少。而青年一代可以弥补我们这方面的不足”,其中最有希望的是张承志,他既是“作家”,也“是个学者,搞地质的”。


说张承志是“搞地质的”,不知是彦火记录时的笔误,还是茹志娟回答时的口误。无论是他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河南史前文化的发掘,还是后来进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开始进行新疆的民族和历史调查……虽然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与“地质”有关——张承志曾在《文史》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即《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后收入《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不只是利用了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自以为“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不料却受到导师翁独健先生“整整一小时的训斥”。(《为了暮年》)——但更合适的描述似乎应该是“搞地理的”。尽管那时《北方的河》尚未发表,茹志娟不可能领略到小说中的“我”对“地理”的沉迷:“对,他心里说,挑选这个专业是对的,地理科学。单是在这样的大自然和人群里,就使他觉得心旷神怡。汉语专业无论怎么好,也不能和这个比,这才是个值得干的事业。我就选中这些河流作为研究方向,他暗暗地下着决心。”可我猜想,她读着《黑骏马》这样真切深情地描述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小说——“它不是爱情题材小说”,“它描写的是在北国、在底层,一些平凡女性的人生”(《初遇钢噶·哈拉》》)——心中念叨的一定是活生生的“地理”而非冷冰冰的“地质”。

从“地质”到“地理”,看上去只是一字之差,背后却蕴含着“态度”的某种根本转变:不仅远离所谓“客观”与“中立”,而且拒绝一切“理论先行”和“概念优先”。就像张承志后来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中说得那样:“一个叫做‘调查’的词正在流行。是的,这个词汇已是天经地义的科学术语,无论它怎样与文化的主体,即民众,从地位到态度地保持着傲慢的界限。与之孪生的另一个词是‘田野’。把人、文化主体、人间社会视为“田野”,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对这个术语更熟悉的考古学界,还有地质队员并非如此使用这个词汇。在我们守旧的观念里,只把地层、探方、发掘工地,把相对于室内整理的那一部分工作称之田野。我们从不敢对工地附近的百姓村落,用这个术语来表述。”既然警惕“调查”,区分“田野”,那么“地理”必须处理的“一个巨大的命题”,就是“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张承志以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部落接纳为“养子”为例,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并且企盼“人文地理”“在摩尔根的意味深长的道路上,回归求知的本来意义。首先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真实成员,然后,再从社会和民众中获得真知灼见。”


所谓“养子”,你一定看出来了,这是张承志的夫子自道。他常常说起自己是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养子”:“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至于我则早在插队一年以前,就闯入到阿巴哈纳尔旗,品尝过异域的美味。额吉和我的关系并非偶然形成。但我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不愿僭越”。由于这层“养子”的关系,他可以大胆地质疑“血统就是发言权么?难道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但也因为是“养子”的缘故,“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开始,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在那时,人们都还只是用四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看见她——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象。” (《二十八年的额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骏马》是张承志实践自己的“人文地理”理想之作,然而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却也受到过不少中伤和排斥,以至于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文明代言人”的资格问题,注意到“知识分子”和“社会与民众”之间的“闯入者”关系:“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二十八年的额吉》)要不“解释着”,要不“沉默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养子”也难以破解这种二元对立,如此这般的困惑从乌珠穆沁草原到西海固荒原一直困扰着张承志,以至于他在“人文地理”的意义上,寄希望于另类“知识新人”作为“文明内部的发言者”的出现:“所谓人文地理概念也是一样,它正在孕育,并未降生,它正在等着你的描述和参悟,等着它养育的儿女为自己发言。它就是你习以为常的故乡,你饱尝艰辛的亲人,你对之感情深重的大地山河,你的祖国和世界……尽力把对文明的描写和阐释权,交给本地、本族、本国的著述者”;(《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更在“伊斯兰学问”的范围内,呼吁开展“寺里的学术”:“时代呼唤着另一类‘知识分子’在悄悄地出现。不仅回民的门坎里,其他领域也一样:农民的娃娃,如今不一定是文盲了。读书,也并不是太苦的劳动。为了父老乡亲,为了一方水土,农民、阿訇、学生,社会和宗教中的实践者,历史冲突的当事者,以及他们的儿女,决心站出来试着描写自家的文明。立志要拿起笔来的新文人,到处都可能出现。在这新旧世纪之交,旧学术与文明主体之间的矛盾,浮现出来了。”(《寺里的学术》)到这时,张承志已经将自己定位为这类“知识新人”的“秘书或助手”,“我出身学界,但我幻想昔日褴褛的农民,入住学术大雅之堂的未来。感悟他们遭受过的苦难,这一事业不该是名利之饵。它应留给泥巴黄土的农民来做,我的任务只是秘书或助手,尽力帮助他们”。(《为泥足者序》)


但在我看来,“养子”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文明”外部或内部的“发言者”以及“旧学术与文明主体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作为“表述者”的“知识分子”如何理解并懂得处理和作为“文化主人”的“民众”的关系。换句话说,理解张承志“养子”的困惑,“文明”固然要紧,“历史”才是要害。你一定记得吧,竹内好在他那本著名的《鲁迅》的“序章”中,称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役文学家”:“从‘文学革命’之前直到最后都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的,只有鲁迅一个人。鲁迅的死,不是作为历史人物,而是作为现役文学家的死。把鲁迅称为‘支那的高尔基’,就此而言是正确的。为何他会获得如此长的生命?鲁迅不是先觉者”。“鲁迅”不是“先觉者”,“鲁迅”只是“现役文学家”,竹内好看似故作惊人之语的判断,实际上意味着鲁迅身上深刻铭记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动荡、曲折与前行,“鲁迅文学”则生动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本身具有的能量,并进一步从这种能量中吸取了将“历史”“形式化”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也可以把“张承志”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役文学家”。也许你会说,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张承志的创作只贯通了后三十年,如何能算“现役文学家”?确实,当代文学六十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断裂大于连续,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六十年代”。后三十年文学的“起点”,正是建立在对“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的否定上。从所谓“新时期”开始创作的作家,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撇清自己与“六十年代”的关系。如此一来,许多作家仅仅将创作局限于“后三十年”,当然说不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役文学家”。然而,张承志毫无疑问是一个特例,他的创作同样开始于“新时期”,却从一动笔开始就显示出与“六十年代”的深刻联系,并且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创作中鲜明执着地保持着这种联系,进而从这种联系中不断获得进入新的思想与艺术领域的力量和能力……就像他自己明确表达得那样:“我非但不后悔,而且将永远恪守我从第一次拿起笔时就信奉的‘为人民’的原则。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说教。这更不是一条将汲即干的浅河。它背后闪烁着那么多生动的面孔和眼神,注释着那么丰满的感受和真实的人情。在必要时我想它会引导出真正的勇敢。那怕这一套被人鄙夷地讥笑吧,我也不准备放弃。虽然我在丰富、修正和发展它的过程中也不无艰辛。”(《我的桥》)假如说得不妨夸张一点,张承志几乎以一人之力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联系起来了,尽管这一联系中也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冲突乃至断裂,可张承志不也正是以他长达数十年的笔耕容纳并展现出“连续”和“断裂”之间的辩证关系吗?所以称他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役文学家”,你不觉得挺合适吗?


当然,重视张承志与“六十年代”的深刻联系,并非简单地强调他的“老红卫兵”身份——据说“红卫兵”这个名称就是他给起的——实际上,张承志早就对“老红卫兵”这段历史特别是“血统论”有所反思:“这个潜入革命的母体、在1966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对那伟大的时代实行玷污。我对它不能容忍。它那么肮脏地玷污过,连同我们对革命的憧憬、连同我们少年的热情。在日本出版的《红卫兵的时代》一书中,我讲述了自己的这种心情:‘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来愈厌恶血统论。我觉得,它在我最纯洁的少年时代侮辱过我,或者说,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过因恐惧而媚俗的经历。我因此而极端地仇视它。’”(《四十年的卢沟桥》)这种饱含感情的反思体现出张承志不一样的对“六十年代”的坚持,他不是执拗地固守过去的旧梦,也不是怀旧式缅想逝去的时光,而是首先直面“六十年代”的曲折、顿挫乃至异化和失败。譬如他为什么四十年念念不忘遇罗克,不是因为遇罗克是他的老朋友,“我不仅不认识遇罗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于我只是1966-1967年的那个印象,如一个陌生的符号。但我知道,没有谁能如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我的灵魂暗处,一直凝视着我”,之所以难以忘怀《出身论》,是由于“我在很久之后也没有弄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专政的铁拳会狠狠打在了一面认真研究着党的政策和毛 泽东思想、一面顺应着全社会对血统主义批判的《出身论》作者的头上。历史脚步在当时的具体痕迹,悖乎人想当然的估计。其实人早就被深刻地分类对待了。这是一种异化的迹象。只不过,不管是当时高人一等的一方,与感受歧视的另一方,都没看见社会这更深的一层。”(《四十年的卢沟桥》)但与那些借“文革”时遇害的遇罗克来否定“六十年代”的当代“伪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是,张承志重新肯定了遇罗克对“六十年代”精神的坚持,那就是“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否还像遇罗克那样“敢于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呢?“在歌舞升平的此时,如招人嗤笑的一种怪谈。但它又确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是戳破伪学、伪文学、和取媚体制的伪知识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把遇罗克挂在嘴上。”


很显然,在张承志论述中,“遇罗克”作为“六十年代”的“转喻”,具有了双重功能:一方面他的遇害标示出“六十年代”异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他的遭遇在当下被“伪知识分子”用来否定“六十年代”,恰恰证明在新的语境下坚持并转化“六十年代”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对于张承志来说,面对“六十年代”的曲折、顿挫乃至异化,不是简单地承认“六十年代”的失败,而是如何在当代也许更严酷的条件下重新阐释“六十年代”精神,为它努力寻找超克“异化”的“新形式”——正如他在“六十年代”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这也是一部常常用来质疑牺牲、告别革命的篇什,“为他的华章打动的人愤慨批评:自有政党以来,无一个党首或者党员,能如瞿秋白那样解剖自己”,不过,张承志更警惕的是,“若这种批评于不假思索之间,以文人否定了战士、以文辞之技贬低了社会斗争的话,这批评就没有脱离小人之心的低级趣味,它跳跃而不高,难度君子之腹”。《多余的话》尽管暴露了革命内在的紧张,但它的根柢依然是革命的,“‘多余的话’写的是革命,它痛苦地掩饰着失败志士的心情。正是这些话,透露了瞿秋白的——不惜身的心理倾向。这是他埋藏最深的心理。也许,这也是革命的埋藏最深的遗产。”(《秋华与冬雪》)——无论是“敢于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还是为了反抗不义和歧视“不惜身的心理倾向”,作为“革命的埋藏最深的遗产”,构成了张承志艰辛地“丰富、修正和发展”“六十年代”精神的最动人的底色。正是在这种底色上,他才能底气十足地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遇难的遇罗克”和“纪念红卫兵诞生四十周年”:“ 当我在八十年代末,看着自己的双脚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过一种踏实。因为那时我的心里似乎掠过了一丝欣慰,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四十年的卢沟桥》)


时隔四十年,张承志终于说他也许“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实际上意味着他找到了在今天如何面对并转化“六十年代”的某种独特方式。借助对这种方式的勾画,我想你或许更能理解我说的“养子”问题——或者套用张承志那篇著名小说的题目,就是“骑手为什么要歌唱母亲?”——既关乎“文明”,但更关键的还是“历史”。在“六十年代”及其背后漫长的中国革命所锻造的决定性历史视阈中,人民至高无上,人民就是伟大的母亲!文学的“人民性”原则之所以不可动摇,对应的正是这种革命历史形成的人民至高无上的宪制权力。但“文学”不同于“宪法”,抽象的“人民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需要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母亲”形象。由此而来,任何“人民性”的写作都转化为“骑手”对“母亲”的歌唱:“我特别铭记着在我年轻时给予过我关键的扶助、温暖和影响的几位老母亲……那蒙古族的额吉、哈萨克族的切夏、回族的妈妈,看见她们正默默地在那条漫长的长坂上缓缓前行,并耗尽着她们微小平凡的一生。于是我写道:我是她们的儿子。现在已经轮到我去攀登这长长的上坡。再苦我也能忍受,因为我脚踏着母亲的人生”。(《我的桥》)这段话几乎可以看作是张承志的写作宗旨,就像你的这本新书题目《在底层深处》所揭示得那样,张承志迄今为止所有的创作,都是扎根于人民/母亲/底层的“深处”,随着空间的扩展,从内蒙古大草原到新疆盆地、西海固荒野抵达至安达卢西亚“鲜花的废墟”……随着时间的延伸,从当下此刻、六十年代、红军长征、回疆起义追寻到历史黝黑的深处……他通过“沉重的文学劳动”,时时体会到“认识的不易和形式的难以捕捉”,不断用“小说”、“散文”、“ 随笔”乃至别的什么文体,“只要它与所描写的的那种独特文化在分寸、精神、色调和节奏上相和谐”,就拿来为“人民”赋形,替“底层”发声,让“母亲”出场……直至某座寺里的“账本”,“没有事的时候,我就把账本子翻一翻。久了我感到,这账本子里面,简直就是清真寺记录的、整整一本子社会学经济学。会计算盘敲下的、数码字一页页抄下的流水账,记着老王的五毛钱乜帖、老李家三只羊。记着灾害年头的欠款,记着海外的移民关系,记着本地砖瓦木工的价格,记着村庄消长的财力,还有——烧煤支出多少、打粮支出多少、念经收入寺里留多少阿訇落多少,培养着几个满拉也养着几个羊,坊上一共多少高目(教下),各姓的根底来源,企业家出散了多少……一本账,好像是一坊一村的川流不息的历史。”(《寺里的学术》)


有字书,无字书;语言的世界,生活的世界……犹如张承志常常喜欢引用的《福乐智慧》(玉素甫· 哈斯哈吉甫)中的两句诗:“我说了话,写了书/伸手抓住了两个世界”。作为一个以语言为业的写作者,一个以表达为职的“表述者”,“母亲”不只是纸面的形象,更是“母语”的节奏和旋律。张承志写于1985年的那篇《美文的沙漠》,很长时间我们都把它当作“八五新潮”中“语言自觉”的代表作,最喜欢引用的要不就是“美文不可译”的尖锐观点,要不就是那段对“小说语言”的精彩描述:“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深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当词汇变成了泥土砖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时,汉语开始闪烁起不可思议的光。情感和心境像水一样,使一个个词汇变化了原来的印象,浸泡在一片新鲜的含义里。勇敢的突破制造了新词,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那个位置;深沉的体会又挖掘了旧义,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种朴素又强烈的本质之辉”……却从根本上忘了无论“美文”的意涵,还是“汉语”的光芒,如果离开了“母语”、“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内在关联与先在前提,只能沦为“形式”的“游戏”:“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我其实是在很晚以后,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属于中国人中间的一支特殊血缘——因为回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外来民族。然而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这个历史使我感到惊奇。在文学创作的劳动中,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写一写使用这种语言曾带给我的种种美好感受。我记得我曾经惊奇:惊奇汉语中变幻无尽的表现力和包容力,惊奇在写作劳动中自己得到的净化与改造。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了美文的诱惑之后,才正式滋生出了一种祖国意识,才开始有了一种大人气(?)些的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美文的沙漠》)这段文字包含了“回汉民族”、“汉文明与汉语”、“母语、祖国和中华民族”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值得深入解读。老何最近发表的讨论张承志“中国观”的文章(何吉贤:《一位“当代”中国作家的“中国观”——理解张承志的一个视角》,载《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2期),想必你已经读过了。他也曾引用这段话,试图说明张承志通过对“美”和“美文”的体认,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美则生,失美则死——即使文明失败了,人们也应该看见:还有以美为生的中国人。”(《无援的思想》)



不好意思,这封信已经写得够长了。读你的新著,固然常能感受到论述上酣畅淋漓的痛快,但更多的时候和你一样陷入到与张承志纠缠不休、肉搏不止的境地,恐慌并困惑于不知道他会把我们带往何方。因为张承志的写作横跨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和民族等多个领域,打破了以汉语文学/文化为中心的限制,将广阔的蒙回边疆、阿拉伯世界乃至日本和西班牙都纳入到行走与思考的版图中,对于我们这些做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人来说,他确实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存在和挑战。按照老何的说法,这甚至成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张承志难题”,而这一“难题”如此触目,更是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思想界在知识与视野上的局限:“提出这一‘难题’,是为了说明它的背后所指向的,是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处境?这样一个问题。今天,随着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张承志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如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西北内陆问题,伊斯兰问题,关于60年代的革命问题,都已成为非常尖锐的学术、思想和现实的问题。我把张承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归结为对“中国”的理解。”(《一位“当代”中国作家的“中国观”——理解张承志的一个视角》)面对这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真可谓“墨到浓时惊无语”。假如要从整体上把握张承志的问题意识,恐怕需要更多人更长时间的努力,甚至可以借用张承志《牧人手记》“小序”中的说法:“我觉得真正活生生地分析蒙古游牧文化的著作,应当产生于牧民的儿子之间。虽然比例和概率会非常之小,虽然前定在成全这样一个人之前要严厉地要求他的许多素质,虽然他不仅忠诚于游牧民族的本质还要具备广阔的胸怀和真理的原则;但是我坚信,游牧文化的母亲一定会养育出这样的优秀儿子……未来由牧民的孩子们创造的游牧世界的文学形象和学术体系,一定将挟裹着风雪的寒气、携带着羊皮的温暖、遵循着四季的周始和五畜的规律,以全套的牧人话语被描写出来,人人都可以等待,这种局面必将出现。”同样,人们也深切地期待“真正能活生生分析”“张承志文学”的研究者,但在这样的优秀研究者没有出现之前,我们自知各种难以避免的局限,却也只好相互扶持,勉力为之了。


笔健!

罗岗

2016年7月7日,于上海,匆匆草就


本文系作者为李晨的新书《在底层深处:张承志的文学与思想》(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8月)所作的序言,原刊于《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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