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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专辑】刘继明|我的“创作转向”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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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作转向”及其他


刘继明


      《小说评论》“小说家档案”要我写一个“创作谈”,我原本想用一篇旧文代替了事的,但一想又觉得不妥,因为主持这个栏目的是我的老师於可训先生,对老师交的作业敷衍塞责,终究不大礼貌,既然如此,我想还不如借这个机会,对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进行一次回顾或梳理吧。

      对于我近些年来的写作,评论界似乎有“创作转向”的说法。比如贺绍俊先生的《底层写作中的新国民性—以刘继明创作转向为例》,李云雷的《先锋的底层转向—刘继明近期创作论》以及阳燕的《中国问题·精神境遇•人文情怀》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我从过去的那种先锋色彩很强的写作或者新生代写作转向了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另外从体裁上也由单一的小说扩展到思想随笔以及报告文学。这样一种判断大致是符合我的创作实际的。而对于这种转向的前因后果,他们似乎没有来得及做出具体的分析,这可能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那么作为当事人,我可以谈谈这种转向是如何发生的。

大约10年前,由于个人生活中刚刚遭受了一场灾难,再加上后来一阵子身体状况又很糟,所以心里特别虚无,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样,不仅是眼前,连内心里都被黑暗填满了,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就在那段时间,我差点儿也成了一个基督徒,经常参加基督徒的活动,想给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依托,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我跟基督徒交往时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即他们对人特别友善,而且特别愿意帮助别人,对凡是参加活动的人一律称“兄弟”或“姊妹”,比如刘兄弟,或者张姊妹,让人听了特别亲切。有一次我生病住院,独自躺在医院里,也没有人来看望,心里那种悲观和灰暗的情绪大家可想而知。这时就有个教友大老远地从汉阳来到武昌的中南医院里看我,是个小伙子,惭愧的是,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记不得了。他虽然只是坐在床边陪我说说安慰的话,临了一起吃顿午饭,但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比见到自己的亲人还温暖。另外,那时我看的书也都是关于哲学和宗教的,还有探讨生与死等形而上问题的,比如《死亡哲学》、《西藏生死书》,《论灵魂》,甚至连奥修的书也看,特别希望人死后有灵魂存在。基督教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一个途径,包括那阵子我写的一些小说如《火葬场的夏天》、《饲养疾病的人》和《祈祷》,此外还写了不少诗,这之前,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诗了。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些句子,如“国家的天空相对于个人的天空,犹如泰山压顶”,“我宁愿相信一捧泥土,也不愿意接受时代的馈赠”,等等,甚至还写了一部诗剧,叫《一个灵魂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听名字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最终之所以没有成为基督徒,这主要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我作为一个人的思考,不能彻底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写作一些思想类的随笔,想为自己解开一些疙瘩,经常思考诸如“活着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之类听上去很幼稚,但又觉得是很根本的问题。我逐渐意识到人仅仅解决了个内心的信仰还不够,还得搞清楚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才行。而要搞清楚世界是怎么回事,就得保持一种对此岸世界的热情,包括承担必要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慢慢地,我开始把目光转到现实世界中来。同时渐渐地对自己的那类作品不满足了。因为那种写作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进行价值空转,自我推演,跟现实是绝缘的。

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写一些随笔和评论,探讨的都是人与时代精神处境有关的一些问题。到后来,我关注的领域又延伸到公共和社会问题,如《乔姆斯基或知识分子的道义承当》、《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及《我们时代的恐慌》等等,与此同时,我也没有放弃小说写作,比如《请不要逼我》、《被啤酒淹死的人》、《火光冲天》、《父亲在油菜地里》等中短篇以及长篇《一诺千金》和《带黑猩猩回家》,也都是在那一时期写的。但这批小说与我90年代中期的那些小说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如不再只是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描写的都是普通人和平民的生存境况,基本脱掉了那种形式感很强的叙述风格,变得简单朴素了,等等。

对于这种变化,包括文学界的一些朋友,评价都不相同,褒贬各异。比如对我的随笔写作,有的评论家就觉得我好像越来越跟文学以及小说没什么关系了。如果借用陈村先生的话,或许也可以叫做“捞过了界”;而对那些小说呢,也有人包括一些编辑朋友,觉得我在艺术上退步了,不如我以前那些形式感很强的作品,总之,他们不太能接受我这种变化。对此我不是没有过困惑,甚至寂寞,但更多时候还是抱一种冷暖自知的态度。直到前几年“底层文学”出现后,有的评论家发现我的小说好像可以划到里面,甚至把我也当作了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并提出了“创作转向”的说法。其实就我自己来看,我近几年发表的《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以及《茶鸡蛋》、《两个朋友》等作品,不过是前些年那批小说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如果要说“转向”,好几年前就发生了,并非近几年才开始的。

坦率地说,对于我是否算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我一点也不在意。就像十多年前我被划到“新生代”或“晚生代”,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一个人扛起了“文化关怀”这面大旗,这都不过是评论家或者编辑家们为了省事弄出的简易符号,不能太当真。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有了一些写作阅历,对文坛的潮涨潮落、起起伏伏乃至冷暖炎凉多少有所体验,早已过了那种凭借人多势众或标签获取名声的阶段,知道文坛上任何一种潮流或热闹的响动,都无法替代写作者只身挺进时所需要的勇气和能力。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我跟底层文学的一些作家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他们持坚定支持的态度。在这点上,我可能跟评论界的一些朋友们看法不一样。因此,如果有人把我当成底层文学的“同路人”,我也不想赖“账”。

前不久,我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不管我们站在何种价值立场,秉持怎样的文学理念,但恐怕谁都无法否认,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正处于一种异常复杂的境遇当中。中国六十年的历史演变和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如此剧烈地触及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暴露出的矛盾和展示出的希望,都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家不应该采取规避或者那种置身事外的姿态。也就是说,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在一个封闭和静止的系统内单独完成,而是必须在与现实世界的互相缠绕乃至对峙的过程中共生共荣,不断前行。

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不仅文学本身,就是社会公众也都有理由要求作家对处于激烈震荡中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充当一个闪烁其辞的记录者或通俗故事的讲述者。所谓价值碎片化和多元化更不是文学在现实面前止步或者退缩的理由,真正杰出的作家,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描述和发现,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这也是让文学参与到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必要途径。

(来源《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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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进步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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