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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专辑】孙 爽|在田野会合与虚无和解  ——《人境》中知识分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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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会合与虚无和解

——《人境》中知识分子的选择


孙 爽


摘要: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与出路的探讨是刘继明《人境》的重头戏,主人


公马垃的心理障碍和自我诊治都具有普遍意义。革命乌托邦依然具有诱惑


力,历史的教训使空洞的理想主义和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受到警惕。专业合作


社这一实践方案带有乌托邦色彩,民粹倾向使其受到夹击并最终流产。在追


问个体价值的路上,知识分子在田野中会合,最终与虚无达成和解。


关键词:知识分子乌托邦田野虚无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作者通过题记透露出这样一种创作意图,即探讨


身处喧嚣“人境”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安抚心灵。在这幅“人境”长卷中,田园荒


芜农民失魂落魄,国企改制工人维权乏力。资本与权力结盟,无往而不胜。总


之,“人境"中千帆竞发,“人境"中鱼龙混杂。马垃作为叙述焦点之一,令作者


将跨度如此之大的内容从容地编织进卷轴。从他的跋涉与突围中,能看到一代知


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以及思考。



(一)       心理障碍


走不出的童年与甩不掉的虚无感,公社与童年在马垃的记忆中夹缠不清。童年的

欢乐、乡邻间的温情、火热的劳动场面都令公社时期如同一个黄金年代。然而两

种不合理信念长期郁结在他心中,一是对于哥哥之死的自责,二是偷看慕容姐姐

洗澡的羞耻感。因此,马垃始终走不出童年,始终不能独自承担命运,也不能去

爱。马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记忆郁

结在心中。对于他们来说,马坷代表了一种精神理想,慕容则象征了青春与美,

而他们亲历了理想与美的毁灭。写作给马垃打开了一条回溯童年去清理不合理信

念的通道,这一工作对于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同样必不可少。

浓重的虚无感与童年情结相伴。家人和老师的离去令马拉成了“囚犯",既是死


的囚犯,也是生的囚犯。他形单影只,摸索着唯一的“出口”……一一和解。21


世纪初,市场碾碎了革命与启蒙的理想,知识分子背负了拜金主义、犬儒主义等


种种罪名,虚无感成为一种普遍的情绪。然而正是痛苦令个体的存在得以凸显,


马垃展开了对于个体价值的追问和对社会角色的探索。《安娜·卡列尼娜》中,


列文在实践中得到灵魂的慰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在人类


解放事业中实现个体价值。他们都是马垃的亲密“战友"。刘继明在谈到自己的


创作转向时说,他一度陷人虚无,而在一番思索后认识到,不能固守个体精神世


界,而要关注公共问题承担社会责任。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牵引着马垃的脚


步。“温故而知新"成为马垃的策略,引导他向历史挖掘精神给养。


(二)革命乌托邦的诱惑


田园荒芜,农人凄惶,此情此景下,公社在马垃的记忆中蠢蠢欲动。如同退养在

家的丁老爷子,每每想起公社的红火场面依然热血沸腾。中国在合作社、公社时

期的确取得了不可抹杀的实绩。“集体化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

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

能。”更深层的改观在于,几千年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头一次走到了历史的

前台”,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从被叙述变成了叙述的主体,正如同丁老爷子记忆

中的歌声“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革命乌托邦的问题更为复杂。在一篇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


后期的文章中,陈思和写道:“不会有人怀恋50年代的革命乌托邦。”陈思和教


授生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切身经历对革命乌托邦深恶痛绝。而


他同样提到每一代人“对事物产生的联想、理解的方式都不一样。按小说中的时


间推算,马垃生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童年在“极左"环境中度


过,他们对于革命乌托邦有独特的记忆和情感。刘继明对于公社经验的追忆基于


这一代人的心理结构,这种反思对更全面地认识历史有着独特意义。


与此同时,不能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真心实意的赞歌充耳不闻。庸俗化的马


克思主义“给人一种完满知识的错觉",遵从这种意识形态便可以避免独立思考


时徒劳感的威胁。新的意识形态如同一种新的宗教,使得不同阶层的沟通成为可


能,并将知识分子从疏离感和空洞感中解救出来。学者在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理结构时发现,近代以来他们被夹在“庙堂"与“广场"之间反复烙烤。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如同一针迷幻剂,给他们创造了一幅“庙堂"与“广


场"重叠的绮丽幻影,而这幻影又因为建设实绩和工农高昂的主体精神显得格外


真切生动。20世纪90年代,新的环境又令虚无感滋生,革命乌托邦在时间的冲刷


下重新光彩熠熠。


(三)放逐极端化的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理想和90年代的创业精神对于马垃走出虚无具有同


样重要的意义。逯老师是被理想驱动的“天才",是生命力勃发的“超


人",他不拘于世俗道德,甚至不顾及法律规范。然而这种理想同样容易


被庸俗化,成为拜金逐利、违法乱纪、耽溺享乐的遮羞布,甚至逯老师


本人似乎也不能摆脱庸俗化的嫌疑。马坷和逯永嘉在马垃脑海中没完没


了地辩论。他们的价值观迥异,但他们同样执着于理想,同样是时代的


骄子,也同样葬身于那个原本属于他们的时代,成为了自己信奉的意识


形态的牺牲品。在眼见革命乌托邦与启蒙理想国轰然倒塌后,对于海市


蜃楼般的“庙堂"和迷幻剂般的理想主义,马垃具备了抵抗力。


因此,在向学生谷雨推荐文学作品时,马垃将《创业史》和《平凡的世


界》并置。在他探索人生意义时,保尔·柯察金和列文同样令他心动。


对于逯老师“不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国念念不忘,他无意多


费力气去区分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合作社"与新出现的“专业合作社",


默认了旧日公社书记和大碗伯对“相互帮衬"的理解。总之,他以贴近泥


土的姿态放逐了对意识形态的探讨。


二、步履维艰的实践:夹击中的乌托邦


(一)田野中的乌托邦


客观上,新型合作社“是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重要力量”。马垃也的确是以躬耕隆亩的姿态实践着他的方案。一方面传


统文化中的乡土情结、文人情怀以及合作化时期农民的主体精神各自给专


业合作社注入形而上的元气,尤其突出的是,作者有意过滤掉激进的意识


形态,提取公社时期农民高昂的主体精神,并期望将其加工成强心剂,注


射进当前衰颓的农村;另一方面,“马老师把合作社和全村的未来都规划


好了。有时候,他觉得马老师操心的不止是同心合作社和神皇洲,而是整


个中国。他的心大着呢。”躬耕隆亩的姿态难掩经纬天下的意识。因此,


马垃即使主动回避空洞的理想主义和狭隘极端的意识形态,“专业合作


社"的乌托邦色彩也仍然时时闪现。

在马垃提及的一系列文学人物中,列文是最令其惺惺相惜的一个。列文一向被认为带有作者托尔斯泰的影子,而托尔斯泰是典型的民民粹派知识分子。俄国民粹派“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并将人民区別于民族国家。他们根植于俄国村社传统,大多对资本主义和市场十分警惕。他们多数排斥革命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寄希望于在秩序内改良现状。马垃与他们心意相通。他要以实践承担社会责任,以此实现自我价值。他要在红色精神逝去的环境中重建与农民的关系,要为被资本肢解被政府忽视的农村探索一条发展之路。于是,农民成为他的“学生”和同伴,田野成为他重建乌托邦的一块沃土也是最后的归宿。正如作者通过慕容秋之口所做的评价,马垃的确如同19世纪后期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民粹倾向,马垃陷入与俄罗斯民梓派知识分子相似的尴尬 处境。

(二)、 两面夹击

面对洪水时各方僵持不下的局面,将这种尴尬暴露无遗,既没有国家撑腰, 也没有农民做后援,马垃步履维艰。农民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加入合作社,因此当他们能够在城市立足时便抛弃了马垃的方案。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乌托邦之所以令人赴汤蹈火 ,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支持。“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即在于对一般人(或某些社群)产生说服力,以导向共同的社会行动。因此它不仅要符合这些人(或社群)的共同利益并激发他们的情绪,而且还要获得他们的共同信仰。”新型合作社的理想中虽然有马垃形而上的追求和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雄心,但这种个人化的理想内涵复杂且隐秘,似乎他自己也说不清何谈转化为群体的粘合剂。

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是由上而下发动的,而马垃的实践起于民 间立足民间,因此他与政府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格外复杂。无所作为的村干部恰恰给马垃的回归留出来一个空位,而马垃要游走于农村和市场,又需要体制内开出的通行证,神皇洲被抛弃是地方政府、楚风集团协商的结果, 然而三峡大坝在无意中扮演了同谋的角色。可以说这种局面对于农村的困境颇具象征意义,国家、政府、跨国资本将势单力薄的农民团团围住。国家的利益不可质疑,各方势力在“国家”背后狐假虎威,农民只能俯首称臣,逆来顺受,马垃想要依靠村民的力量保卫家园,避免与政府正面冲突。市长丁友鹏劝说马垃: “希望你能够顾全大局,说服村民们摆脱狭隘的农民意识,舍小家,顾大家,尽 快搬到安全地区……”马垃听到此处,“他像被人扇了一耳光似的,脸色变得 十分苍白”。丁友鹏搬出了官话套话。而这套话语的背后正是国家权力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社群不仅无力捍卫自身的权利,甚至连这权利的合法性都被否定。马垃的决心和斗志之所以刹那间瓦解,正是由于丁友鹏无意中击中了马垃的要害,击中了他在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中解不开的死结。马垃即使将自己化入群体也难逃狭隘的罪名,他安身立命的理想被连根拔起。


三、探索精神出路:会合与坚守


马垃为了走出心理障碍走出虚无感而投人实践,但是他的实践方案被夹在农民与


政府之间,在当前的条件之下无法实现。眼见虚无感又将随着大水覆盖马垃的世


界,自救迫在眉睫。



(一)      田野中的会合



慕容秋经由另一条路径同样走向了田野,这使马垃能够在一个更大的参照系上为自


己定位。慕容秋是一个典型的精英知识分子,然而孤独、厌恶、无力感常常纠缠


她。她发现自己的努力如同精卫填海,自己的反抗如同螳臂挡车。她终于主动站到


边缘,在学术研究中立身。在作者所建构的学术环境中,存在两个立场鲜明的阵


营。一方延续由梁漱溟等学者开创的传统,他们坚持“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农民较


为亲近,带有与马垃相近的民粹倾向;另一方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思潮涌人


后,他们将新理论奉为圭臬,对农民持有一定刻板印象。后者把持着当前的学术话


语权并与官方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慕容秋坚定于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


新型合作社时,她与马垃的会合便是思想倾向和立场上的会合。


在探讨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一思路上,《人境》上承作者的另一部小说《江河


湖》。在《江河湖》中,体制内的沈福天因为道路不通放弃去寻找甄垠年,贺绍


俊在对此进行解读时说:“这个情节同样可以看作是一个寓意:我们还没有为中


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修建起畅通的道路。”而在《人境》中,这条道路在马垃与慕


容秋之间修建了起来。马垃的乌托邦最终被大水冲击成一片断井颓垣,但他的实


践经验却可以被慕容秋打捞起来。对于治愈他那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理障碍,慕容


秋的重新出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垃依靠成年人的理性理顺了扭结的情


感,他终于解开了心结,想要“同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像拥抱自己的亲人”。


正如他的心理障碍具有象征意义,他的自我治愈同样具有象征意义,这带上了一


抹宗教情怀的爱或许正是支撑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力量源泉。



(二)      虚无中的坚守


叙述上的匠心独运使得作品对于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探讨不断深人。作者对结局的设置颇费思量。全书以慕容秋“嗯,就这样"的自言自语收束,她的信心溢于言表。这昂扬的结尾也遥遥呼应着由“正能量" “中国梦"“中国经验" “中国声音"等等音符汇合而成的主旋律。然而从时间上看,这句话出口之时大水尚未席卷神皇洲。上部的结局才是整部作品的结局。当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马垃的视线中时,神皇洲的往日生机已不复现。从慕容秋的世界跳回到马垃的世界,虚无的浓云重又遮天蔽日。与此同时慕容秋一直没有在上部中直接出场,第三十二章本该写慕容秋到访神皇洲,然而却用了“此处略去9800字一笔带过,这使得小说存在另一重解读的可能,即慕容秋的出现或许只是“现实一种”。作者似乎在情节和叙述中不断为马垃的突围设置路障,一次次将人物逼入绝境。 不难看出,马垃身上有作者的投影,他们同样曾经在虚无感中彷徨,同样通过写作自我治疗,同样在进行了一番挣扎与蜕变后向社会主义记忆寻求资源。可以说,马垃的困境也是刘继明的困境,马垃的突围之战需要作者的精神支援。

刘继明自觉地以文学直面时代。陈晓明在2016年1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如何讲述中国大故事》一文中写道:“何为‘当代中国大故事’能表现中国当代社会深刻变化及其艰巨性、复杂性;能塑造出走在时代前列的人物形象;能表现出当今中国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能在现实境遇中看到未来的希望和光芒。”在对“大故事”的提倡中能看到2014年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刘继明认为“真正杰出的作家,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描述和发现,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可以说,《人境》与这种“大故事”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作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刘继明不能不时常陷人自我怀疑。或许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越是坚定地承担社会责任,越是容易在具体的实践方案上犹疑不决。作者在论及农村现状时不只一次提及专业合作社,可见作者对这一发展模式的认可。当作者身处2015年回顾21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时,他能够以先知般的语调营造昂扬的氛围。然而,《人境》是一部创作跨度长达十余年的作品,无法避免其间种种现实因素的干扰。创作本身就“充满了怀疑和动摇、执着与探险”, 如同死亡、虚无感一样无法摆脱,然而在虚无中坚守并与之和解,则展现出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价值。  

(原刊于《名作欣赏》2017年第12期,注释略)

作者 :孙爽 ,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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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进步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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