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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和泥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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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通吃岛岛主



民国时期,知识界左翼力量相当强,毕竟在国家危亡时刻,求进步的声音肯定远大于保守派。而且受苏联革命的影响,全球左翼的呼声都非常高。所以想来延安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少。


但是,这些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就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吗?


绝对不是。


来了很好,先接受改造。


毛教员年轻时候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这帮人再了解不过了。他们所谓的“左”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左。他们反抗权威大都只是出于简单的反叛心理;有时他们关注底层,那也常常只是出于简单的同情心。这些情感都只来自于他们自己,所以是非常脆弱的。


革命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想象中的乌托邦,真正干起来第一个怂。


所以,知识分子要来可以,但必须接受改造。受不了的话请回。


冼星海刚来的时候就受不了。他当时已经是留法精英,国内著名作曲家,为了革命理想来到延安。


但是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吃不惯住不惯。冼星海非常烦躁,他喜欢吃鸡,说自己每天必须吃一只鸡,否则一行谱子也写不出来。


他还反感政治学习,艺术就是艺术,艺术家学什么政治?浪费时间!


可是,随着真正深入这片土地和人民,他逐渐转变了观念,摒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接受了“为革命而艺术”。


生活上的要求也尽量降低,有鸡吃鸡,没鸡的时候……可以吃点别的嘛。


《黄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磕了两斤白糖,连续六天六夜创作出来的。


国共合作时期,毛教员担任过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30出头的他无论是对内管理还是宣传工作都做得非常好,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是在此期间创作,轰动一时。


后来,关系破裂,毛教员走了,后续接手宣传工作的可谓都是“精英”。


1943国民政府建立了“重庆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合办,英文授课……



虽说这个学校的一大任务是培养外宣人才,可是这种模式也还是有点太不接地气了。


而且,后来大部分毕业生也都留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或者在大学任教。所以,他们还是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宣传骨干。


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在学历上也都相当厉害。比如,45年的时候是吴国桢。


此人中学在南开,大学在清华,博士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50年代重返美国,晚年又当了二十年教授。


46年,彭学沛代替他的宣传部长位置。彭曾经到日本、法国和比利时留学,回国后担任多年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


从学历上看,这些人比老毛可人才多了,就是放到现在那也是海归人才引进重点。


与之相比,老毛就读的湖南一师当时也就是个中专。刘邓周等人说是去法国、俄国勤工俭学,可事实上主要是勤工,没有一个人完成学业,相比之下个个都是泥腿子。


但是,从国共两党宣传工作的最终结果来看,谁才是这方面真正的人才呢?


在国民党这帮博士教授们忙着学各国外语的时候,共党的泥腿子们在干什么?


其实他们也在学习语言,人民的语言。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里面有一段讲了新民学会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


一开始,他们贴出告示好多天也没人来。毛同学反思之后,用工人能听懂的语言又写了一份,如下: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几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学校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到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需要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求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校学生就无妨碍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作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第一师范学友会教学研究部启


但是,这份告示贴出去后,依然没什么反应。毛同学再次调查反思,发现工人识字的很少,不会主动看这种告示,而且告示由警察张贴,他们有恐惧心理怕惹事。再者,即使看了,免费教学这种好事他们也不信。


于是,新民学会又想了新办法,把夜校广告编排成一出戏,正是大家熟悉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工人们听到锣鼓声,都涌来看戏,夜校报名人数很快破百。


这部电视剧的情节虽有艺术加工,但大体是符合历史的。那封告示是保存的原文,毛同学的反思也是他亲自记录到《夜学日志》当中的。真实的情况是,连续两次张贴告示都没什么效果,毛同学在反思过后新创作了这份口语化的广告,与其他同学一起,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一连持续了五天,吸引了一百多工人报名。以下是夜学日志的原文:


电视剧中加上的,同学们改编“刘海砍樵”来吸引工人以此达到宣传效果,这段“艺术加工”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延安时期,共党在宣传上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改造民间艺人和传统文艺作品。


民间艺人原来都是下九流,知识分子们斜眼都不看一下。但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教员要求知识分子“眼睛向下”,向劳动人民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民间艺人成为延安政府的座上宾,毛教员亲自请他们来表演,管衣管饭管住;他们从物质上到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尊重。


同时,延安也改造他们,帮助这些艺人戒掉烟瘾等,和他们一起改造传统的文艺内容,把宣扬不健康的封建思想的部分去掉,改编成对延安的政策、社会主义新风尚等的宣传。当时,从秦腔、评剧、秧歌、评书到民歌、窗花等等,延安的知识分子们向民间艺人学习,双方互相改造,创造出新的文艺作品。这些新作品既用了人民熟悉的题材乐于接受的形式,又宣传了共党的政策传播了先进的思想。


比如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本人还是瞎子,一直为人所瞧不起。他为了谋生,不仅说书,还兼职算命治病。后来他投奔延安政府,因为这里不仅不歧视瞎子,还有许多盲人党员。他接受改造,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创作出许多反封建迷信作品,比如《反巫神》。朱毛都曾亲自请他到自己的窑洞中说书。


所以——我们以宣传工作为例,一边是满口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的博士教授,听《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一边是经过改造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带着农民一起满口秦腔评剧信天游,一起扭秧歌剪窗花,唱《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对于人民宣传工作的效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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