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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凤翔|曾见当年姚雪垠


  昨日整理旧物,准备将一抔废品扔向垃圾袋,却意外地发现了寻找多年的两张老照片。其中的一张是我与诗人飞天互挽着文学巨匠姚雪垠先生的画面。
  那是1993年盛夏,我与姚雪垠先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逢,历时顶多3个小时,而真正比肩而坐也就是一顿餐工夫。其时,我作为首届小小说创作笔会的代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入住文学人向往的圣地——鲁迅文学院,共同学习,相互交流。大概是因我写过一篇引起评论的小说《拉大锄的姑娘》而得此殊遇吧?!
  这日上午,我们早早地来到教室,静候着一位高师的到来。平时多话的作家们得知姚雪垠先生即将授课,除了眼神的互传竟没有任何语音表达。我想,人们都在构想着神秘人物如何地与众不同。此时的我倒格外平实。因为1980年,我因与胞兄齐凤舞合作发表在《汾水》杂志上的第一篇小说而受到关注,我有幸应邀参加了是年秋天召开的由17位青年作家参加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会上,曾在我心目中神一般的人物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郑笃等老作家都是那样地寻常,寻常得让崇拜者有点“失望”:寻常的衣着,甚至不修边幅;寻常的话语,有时像麦秸垛跟前老农的呱啦。我想,这姚老先生也肯定不会“洋”到哪里去。果然,由北大的一位教授陪着走向讲台的他跟我的判断几乎相近。与我见过的“山药蛋派”主将相比,姚老只是拄着一根极普通的拐杖。除了慈祥的微笑,他给人最突出的感觉就是那位主持讲座的北大教授的客观描述:“咱们姚老是红光满面!”
  作家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姚老的仪态,更多的恐怕还是他的讲授。十分遗憾的是,他一口地道的地方口音很可能除了河南邓县人能听懂外,其他人是很难领受其意的。就连奔波于大江南北的现场采访的记者们也如同我们,一副使劲辨析的怪样,张着嘴,执着笔,而一个字也不记。
  教室里依旧分外地安静。
  我狠劲地听,终于听出姚老在问大家看过《桃花源记》没有,他是在和我们互动,但我们一个也没有“动”。又听到他在谈自己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故事。慢慢地,我们总算品出了味,姚老是在告诫我们,不可浮躁,不可赶浪头、趋时髦;要耐得住寂寞,脚踏实地尊重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不要希图在一个早上就成为大家子;整天都在追赶所谓“新潮”的作者是没有前途的。
  现在回想起来,姚老当时的话语不多,但针对性极强。其时文坛可谓浪潮叠起,当一种新花样还没有被人接受时,另一种新花样又被炫得天花乱坠。本来以叙事记人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小说有的也被朦胧化,好像只有连作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作品才是应该得到推崇的现代派。其实,正如书法界的丑书一样,这些东西给文坛漫过了一股难以言状的气息。马烽先生曾批评一些作者只会在形式上玩花样。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中午就餐时,我被安排到鲁迅文学院附近的迎宾楼饭店,与姚老同桌,且坐在他的身边,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陪他。享此厚待,大概因为我是这个临时集体的班长。真是天赐良机,我一定要利用这一宝贵时间把文学巨匠的文学观点掏出来。谁承想,作为中国作协顾问、当代文学学会会长的他,只谈家常,不提文学,平易近人的姚老就像我家乡的叔叔大爷一样,有慈爱友善之仪,无居高临下之势。吃饭就是吃饭,家常便是家常,不以学富显高,不以位重示贵。
  无奈,我只能施出多年当记者练就的“诡计”,由他感兴趣的事物入题,打开他的另一个话匣子。糟糕的是,我们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交流障碍,那便是口音,而且极不公平,我说的“山药蛋”普通话他都能听得懂,他讲的邓县家乡话我怎么也听不懂。我只能凭借他抖动的白眉和说话时的情绪,加上个别词语,来判断他讲述的大意:创作是很艰苦的事,而且经济回报也不多,想发财就不要搞创作;作品是要让大众看的,一定要大众化,切切不可故作高深,为难读者。后来才知,姚老几乎是用生命在写作。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笔耕。直到80多岁时,有时一天睡两三个小时。晚年怕身体扛不到写完全篇,就先写最后一部,倒着来。很难想象,长篇巨著《李自成》一、二、三卷发行500万册,稿费也只有3万多元。当他89岁人生止步后,他的儿子姚海天先生发起,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冠名姚雪垠设立一个奖励基金,将第四、五卷出版前三卷再版,加上电视剧版权等收入,才凑了50万元。
  转眼间,进餐结束。怕影响姚老午休,我再也不好意思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谈。走出饭店,热阳高照,姚老高声对我说:“挽上我!”这句话我听懂了。其实,机灵的飞天早已挽着姚老的左臂,我紧走一步,满足了姚老给我的“待遇”。当时感觉到,他的脚步有点轻、有点飘,他毕竟已是83岁高龄的人了。说也巧,姚老与我的父亲同年异月同日生,我父亲生于1910年旧历的腊月初八,姚老生于九月初八,长我父亲三个月。
  我与巨匠的选择只能是告别,谁想这意味的却是残酷的永别。虽与姚老仅一面之交,但他的文学创作观使我受益终生。多年来,由于职业所致,忙、很忙、特忙一直是我生活的主题词。当然,我珍惜这个忙的权利。所以,我只能写一些短小而不精悍的文学作品。为与职业衔接,也往往是些新闻性大于文学性的报告文学、散文等,很长时间无睱顾及小说创作。不管文坛潮风如何,我一直坚持着大众极易接受的传统手法。我不能欺骗读者,也不能欺骗我自己。当然,我尊重各种流派的各种风格。
  这条艰辛而无实惠的路,我还将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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