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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专辑】韩少功|“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文革”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后的有关争议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缓,而是更烈;不是更精确化,而是更口水化……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难度。因供职《天涯》杂志的关系,我曾结识不少活跃的学者和作家,发现“文革”几成他们的心结,是他们不愿谈、谈不清、一谈就七零八落的话题。北大教授戴锦华曾私下里感叹:她与外国同行说中国,什么事都好说,只有两块最棘手,“文革”即其中之一。在另一方面,右翼看似统一,却也是裂痕暗布,比如应否承认“文革”中的“人民文革”,这一问题上的点头派(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一直遭到摇头派(徐友渔、徐贲等)的鸣鼓而攻。

漫长的历史长卷里,空缺和悬案其实比比皆是,并不是所有事都能真相大白。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过是时过境迁后淡忘了,模糊了,消散了,被其它话题淹没了,甚至是当事人一代统统死光后就无需再说——那不是解决问题,只是靠时间来取消问题,靠人口减员给大脑减负。

这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积极的遗忘”[引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商务印书馆,1998年。]一说应有之义?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有多少秘密深埋在广袤大地之下,无法知道历史长卷是否更像一张破网。项羽是否真烧了一个阿房宫,欧洲“圣殿骑士团”是否真留下了宝藏,伊利亚特战争是否起因于争夺一位美女……这些事也够大的,牵涉到苦难和血泪。但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眼下大概不会有人大举较真,投入巨资和团队,一定要挖个水落石出。

韩少功

韩少功

还有很多问题,虽未被时间取消,却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因“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落到现实的语境时便受制于言说者们的生存处境、利益背景、阅历准备、知识成见、时代风尚、媒体影响乃至个人情绪,被各种现实因素所选择,所牵引,所挤压,一步步变形,最终被搅成一团乱麻,造成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分裂。“文革”好像就是这样。我的一位老邻居,白天想起当年禁麻将就骂“文革”;晚上想起当年同厂长工资差不多又赞“文革”。同是这一位爷,在歌厅里不熟周杰伦、刘德华只好大唱红歌,进茶馆同某个哥们儿抬杠,情不自禁模仿某位文化偶像,又可能大骂自己刚唱的“烂歌”——你没法同他较真。不难看出,一位退休师傅身上也伏有多部“当代史”和多个“小姑娘”,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换句话说,先哲们假定的那种认识风范,不被任何私利和情绪玷污的学习态度:每个人都温良,都审慎,都稳定,背着小手和眨着大眼,公正得像一个萌态可掬的上帝,理智得像一块无欲无念的芯片,于是说话必有据,说话必从理,说话必见贤思齐,于是事情越辩越明,大家最终不难在辉煌的真理圣殿欢聚一堂……这种理想一再出现于传说,一再成为知识供应者的承诺,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七折八扣——特别是在一个话题被利益和情绪劫持太久以后。

当政高层在三十多年前划定“文革”讨论禁区,也许出于止乱避险的权宜。面对数亿人的派别裂痕,事由各异的普遍伤痛,如果不想在伤口撒盐,不想给余火浇油,不想把某些群体或所有群体再伤一次,那么暂时冷藏“文革”话题,粗线条划定舆论口径,动员民众“一切向前看”,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敲槌禁声。谁都有两难的时候。谁都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经验。为避免社会分裂和谋求政治减压,美国人也曾以法案形式搁置过“抽屉问题”[如18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叫做gag rule ,俗称“闭嘴法案”。该法案规定对任何要求废奴的提案都一律搁置,国会不予讨论。主张废奴的林肯当时也投了支持票。],待条件成熟后再摆上桌面。欧洲人在种族、排犹主义等敏感话题上也一直绷紧神经,封杀异议,绝无自由。在那里,谁愿意丢饭碗,敢像日本右翼挑剔南京大屠杀数据一样,去挑剔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有关故事?谁愿意吃官司,敢像某些国人为汪精卫翻案一样[为汪精卫投日的翻案文章不少,如2012年12月24日共识网上《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文,网址为http://t.cn/zjWq4zf。],去为德国纳粹和法国贝当政府抱屈?

从长远看,暂时冷藏问题,把争议扫到地毯下去,也会留下隐患。“文革”是整整一两代人的人生经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留下了哪些教训,并未得到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更未积累成公众的思想财富。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后半场,“文革”的空白化、标签化、混乱化,相当于一种自我理解的残障,也必然对整个国情的理解造成迷茫,扰乱人们前行的视线。“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却出现在西方。”这一说法怎么说也不能让中国人很有面子。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教授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学”课程,前去选修的学生达千人之众,人气飚升,热浪叠起,以至这门课后来一直很叫座。较之于国内媒体对“文革”的闪灼其词,较之于“文革”资料在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量锁入秘库,有关“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石沉大海,西方那些国家里有关著作车载斗量,有关专家明星辈出,迅速形成了一种知识强势。在很多人看来,这也陷国人于道德窘境,与日本右翼势力对待二战的态度相去不远。《上海生死劫》、《鸿》、《革命之子》等纪实作品,出自“文革”后最初进入西方的一些国人,当然多是磨难较多的知识精英——纷纷名列畅销书排行榜,被不少大学指定为必读书目,无疑是这个强势的起点。其中《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我的大学同学,与我一道步行纽约时,常被陌生的美国读者招呼,攀谈,诚邀合影。用他的话来说,鲁迅在美国的名气,不及他万分之一。

据我后来在美国所知,这种说法并不是他吹牛。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革学”相当于中国原料加西方技术,相当于国人的某种记忆外包和知识信托,把脑袋搁在人家的肩上。一个巨大的知识产业,经“出口转内销”和“内销转出口”各种渠道,历三十多年发育成长,在中、西之间一再获得循环增值和双向扩张,最终以散件进口境内整装的方式,悄悄渗入国内的讲坛、沙龙、网络、出版业以及街头私议。很多国人的思想胃口和意见市场,被这一产业完全接管。常见的情况是,有些西方人士认定“他们中国人自己都这样说,那还有假?”而那些中国人恰恰是在隔洋学舌:“旁观者清么,他们西方人都这样看,那还有错?”——这些真相寻求者一再狂追自己的背影,把自己的背影当成了神秘的蒙面证人。

不管怎么说,这是国内知识界的一笔巨额欠账。

一个制造品的出口大国,却长期依赖知识与思想的进口,终究不太正常。作为富有红色经验的大国,又是学术、文学、教育、出版的投入大国,俄国和中国远比众多欧亚小国更有思考责任,如不偿还这一笔欠账,实是天理不容。

宫廷化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前面提到的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细心梳理了“文革”的过程和原因,最终确认“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他在书中另一处总结,是“毛泽东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见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中国官方的定调大体接近,正如“彻底否定”“文革”的官方结论与西方主流说法大体重合。具有官修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出版,也认为在“文革”发生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近些年来,国内少数几本获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和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社会科学方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均持类似观点。这些书中提到悲剧发生的原因,如“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所受到的惩罚”,当然也是意指毛泽东。

这样看来:

一是个人问题。

二是认识问题。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一,如果毛泽东的位置上换了别人(不妨设想疾病、车祸、政变等事故导致换人),“文革”就可能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没有毛泽东的地方,“文革”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什么机会。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他认识错误,如果他脑子好用一点,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一点,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能读懂德文原著,或智商再提高20或30,事情就不会那样。如果他脑子里多一点自由主义(右翼所愿),多一点孔孟儒学(新儒家所愿),甚至多一点解构主义、犹太教、绿色思潮、计算机原理、重金属摇滚乐……事情大概也都不会那样。在不少人眼里,那种情况下的中国或可跳过十年或三十年,从1949直接切换到1978,甚至直通1980年代的欧美,脱下草鞋,开上法拉利;丢下窝头,换上人头马;私塾弟子们立即读上了《华尔街日报》。

这种历史偶然论是否太过虚玄?是不是一种变体的个人崇拜?一具肉身若神通广大到能让偌大中国下地狱或上天堂,随心所欲给历史添上几十年或删去几十年,不被崇拜一下又怎么说得过去?



说实话,我也好奇红墙内幕,相信领袖的巨大作用。但我怀疑几十年的历史只是数亿人运气太背,碰到了一支下下签,是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心梗致死。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很想看看作者们还说些什么。可惜的是,追责到此为止,谜底似已揭开,他们大概觉得自己已能交代得过去。

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绝对威权,考虑到他在集权体制下的咳嗽一声举国静默,他当然对事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样说并不为错。把很多错误记在他名下,这样说有时也大体不差,特别是对于小学生来说也许够了。问题是,这里的错误是指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长官经济、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权灾难等,即中国语境里的“极左”。这种极左并非中国特产。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那些没有毛泽东的地方,包括在那些官方舆论起劲儿反毛、反华的地方,火烧毛泽东画像和把核弹头瞄准中国的地方,上述错误也大同小异层出不穷,诸多故事让中国人十分眼熟——这正是我当年决定翻译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因,大概也是这本书热销的主因。

那么,上帝是否克隆了一大批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一个不落地分派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让他们的个人问题和认识问题一齐发作,让诸多下下签一齐生效,从而造成了国际红色阵营普遍的失误和重挫?一个短路点就在这里:如果承认那些地方也有极左,那么极左就与毛泽东不存在唯一的因果关联;如果认定极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独一份的发明,那么上述国家的类似情况就来历不明,殊可奇怪,与“文革”扯不上近似值与亲缘性。国人们的眼熟纯属有目无珠。

我们该往哪边说?

这种毛泽东的“群发现象”不仅出现在境外,也出现在境内。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之妻,王光美亲历过不少高层内情。她饱经磨难,但家中一直悬挂着毛泽东与她全家人相聚的巨幅照片。听说毛泽东的女儿病了,她联系医院寻访名医,去对方家里帮助打理家务,事后还把毛、刘两家的孩子们悉数召来,一起欢度大年除夕——这样的合家欢后来一再重现。她的道理是,账不该算在某个人的头上。用她的话来说:“‘文革’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见孙兴盛文《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载2009年12月4日《今晚报》。]

“那些人”当然是指一大批,遍布各地、各业、各级的大小推手,包括各个推手下面同样“管不住”的若干人。撇开其中的恶棍,就连很多不幸的蒙难者,真诚的革命者,运动的诸多攻击对象,如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其实也不时闪灼毛泽东的影子,有点“小号毛泽东”或“疑似毛泽东”的味道,分享了某种共同气质。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人也曾极左,至少是不乏偏左、易左、防左无力的思想特点。陈云在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时强调:“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邓小平对外宾坦言:“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文献与研究》2011年第21期。]这是一种谦逊之词?还是一种宽容之态?如果看一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不少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便可知他们后来的反省事出有因。如果再看一看刘少奇主持的1947年解放区土改、1964年前后的农村社教……后人还不难发现,当某些极左倾向冒头,倒是毛泽东表现出质疑、审慎、诘难、劝阻、反对,甚至彻夜难眠。这样的事例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比如在推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从1956年写《论十大关系》,到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同年的武昌会议,到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到1960年中央《紧急指示信》,到同年12月北京会议,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他多次强调反左,压指标,肯定商品经济,肯定价值规律,反对“共产风”等,其低调态度屡屡遭遇很多下属的抵触。]。很多时候他对同事们“打击面过宽”的严词纠正,同样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打击面过宽”是一种含蓄的公文语言,对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恐吓、羞辱、拘禁、抄家、失业、离婚、私刑、死亡——1947年后有些地方极左的“流血土改”便是例证之一,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也是。据马若德周详考证,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刘少奇等反右“强硬派”,毛泽东倒是一直“温和”。但他对鸣放的鼓励,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固守,还有“恳求宽大”和“阻挡对右派的全面政治迫害”都无济于事,最终只能迁就强硬派的愤怒,与各方磨合与“妥协”[引自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了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他必须认账,必须加以圆说。马若德这一描述还有待更多解密档案加以检验,但哪怕只有部分真实,也足以让很多人惊讶。显然,这一些运动已是“文革”的相似形,“文革”的初级版。“文革”并非1966年突然砸在天安门的一个天上怪物,更像是从历史深处慢慢长出来的政治肿瘤,不过是毛泽东所怀疑和反对的错误,与他所赞成和推动的错误,相克相生,纠缠错杂,交叉感染,反复震荡,最终滑向了天下大乱。这一段乱纷纷的往事怎能不让王光美这样的过来人千回百结!

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很久以来,我们多是从众多史学著作和传记影片中熟悉这些人物的。我们看他们如何口授机宜,沉思踱步,激情演说,计上心头,妙语博笑,指挥千军万马,接受万众欢呼,让秘书、警卫员、参谋长、同盟者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或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很容易相信他们无所不能,一个指头就能拨动历史。他们的一台电话机和一枝铅笔几乎就是历史的全部秘密。出于趣味的考虑,出于体例的传统,或出于政治外行的想象,一些文艺范儿的制作者,很少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的身不由己,看到他们的无奈,看到他们妥协的加减乘除,看到他们想做的事做不成,不想做的事却偏偏成了,想做成甲的事不知为何竟做成了乙……“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罗隐诗句)”这种深刻的感悟不大进入这些作品,成为具体描写和生动形象。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部领袖史。

这种文本诚然记录了部分真实,如同大脑指挥四肢的真实,却不明白躯体也反过来制约和决定大脑——大象的身上是不可能长出一个猴子脑袋的。退一步说,即使大象身上成功嫁接了另一个脑袋,也不大可能使象腿变成鸟翼,变成鱼翅或鸡爪。相反,只要大象的庞大身躯和五脏六腑依旧,大象所依存的气候、地理、物产、天敌等生存环境因素依旧,一个哪怕成功移植的猴子脑袋,还是很可能长出长鼻子和大耳朵。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推想:为什么唐太宗再开明也不可能签署中国的《自由宪章》,为什么拿破仑再强霸也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苏丹,为什么老子再睿智也不可能在竹简上创立后现代主义……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不是可以随意装来装去的脑袋。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也流产或夭折英雄。他们的大有为,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历史大势与合力的产物,不再是某种平衡点和聚合点。历史上的思想家(如老子)、科学家(如爱迪生)、艺术家(如提香和塞尚)、体育明星(如博尔特和姚明)都不过是身后同类群体、同类次群体、同类次次群体中的最终出线者,合适的形象总代理。

领袖史(俗称为帝王将相史)夸大个人作用,充满太多花哨的宫廷故事和偶然情节,却容易让人们舍大求小,放过对制度与文化的检讨。

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自得的批判?

道德化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

与马若德和费正清的看法不同,生于比利时的勒斯(Simon Leys)在《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llison Busby,1981。]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革”除了名称,与“革命”和“文化”统统无关,纯粹是欺世盗名,不过是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为了夺回权力,不惜发动运动,于是把中国推入万丈深渊。

这位译过《论语》的汉学家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听多了一些宫廷故事,满脑子都是大人物晃来晃去,都是他们威风凛凛的排场,一旦发现他们的说词大而不当,高调不实,离奇古怪,有东没西,几无学理逻辑和务实关切,人们的“权利斗争”印象便肯定更为深刻。

在一个大争之世,一口咬定所有人都在干坏事,对于干过坏事或想干点坏事的人来说,当然也是方便的自我心理宽慰。

政治人物并非圣人,因利益、面子、意气、人脉关系等发生相互磨擦,继而发生挤压或对撞,都实为寻常,与市井纠纷和家长里短没有太大不同。政治高压下的个人安危,滋生各种抱团和依附的生存策略,滋生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也确实构成了“文革”面貌的一部分——在运动后期尤其如此。不过,说毛泽东曾“大权旁落”,活在中国的人恐怕打死也不会相信,特别是在“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等已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更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把一部十年或三十年的大国史仅仅归因为权争,归因为个人的心理阴暗和欲望变态,归因为领袖的道德败坏,不仅过于通俗化,接近茶馆龙门阵的口吻,而且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时代的宣传。在那种宣传里,在有关小说、电影、展览馆里,坏事都是坏人做的,坏人都必做坏事。蒋介石生有梅毒,宋美龄奢侈得天天用牛奶洗澡,刘少奇早就叛变投敌,布哈林是个阴险的谋杀犯,美国兵只会泡妞喝酒并且撅起屁股战场逃命,地主都獐头鼠目或青面獠牙,国民党女性差不多都是妖艳风骚的烂货……这种把对手妖魔化的习惯,哪怕经过后来数十年的文化淘洗,直到今天仍余迹尚存,足见顽疾难治[如王朝柱编剧的某些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造神旧习仍多。出版于2009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虽在内容和文风上有很多改进,对蒋介石等人的妖魔化仍有残痕。]。

一些左翼人士怀念红色文化,但他们不明白,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一报还一报,徒弟打师傅,红色文化中多见的妖魔化这一飞去来器难免伤己。想必是打小就熟悉政治宣传,出身于红色官员家庭的张戎继一本《鸿》在西方引起轰动,再度与其英国丈夫哈利代(Jon Halliday)联手,推出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Jonathan Cape,2005。],把颠倒版的妖魔化又一次顺溜溜地回报给故国。在这本书里,毛泽东一伙被写得一生坏透了顶,集杀人狂、二流子、阴谋家、贪污犯、神经病之大成,似乎新中国不过是这一类魔头的偶然得手,靠一路造假最终登上了不那么“假”的天安门,靠一路使坏最终把中国折腾成“坏”到了家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至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后来在《纽约书评》的长篇书评中,也认为该书最大的败笔是材料可疑。热烈吹捧该书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也不得不留下一笔:他担心有些材料可能出自伪造[转引自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第48期。]。

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擅长此道的京夫子,著有《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南海恩仇录》《北京宰相》[台湾联经出版社于1990年代陆续出版。]等畅销书,原笔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他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和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心里明白”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外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真空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吕正操老人曾对我说:“我当铁道部长那时,脱离身边人员的视线二十分种,也得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国家首脑怎么可能独自走出中南海西便门,撑一把雨伞,戴一个口罩,坐上公共汽车,跑到居民区去会情人?”[吕正操指艾蓓《叫父亲太沉重》中的情节,该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1984年出版,为诸多“揭秘”红墙道德内幕的流行作品之一。]



从一个土夫子变成京夫子不难,当上历史神探却非易事。我在乡下遇到的一位喜欢抬杠的人,对毛岸英“镀金”一说也大不理解。说到毛泽东当年送儿赴朝参战,这位农民说:“他还要镀金?他还用得着镀金?不是说他老爹当朝圣上么?一个东宫太子,就算睡上几十年,耍上几十年,谁敢不让他接大位?为何偏要送他去打仗?”

老汉所知不多,比方不知去北京该翻几座山,更不知当时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尽在美军一方……但这类土夫子的日常逻辑正支撑另一些想象。

我不是什么知情者,也不愿意参与这些想象。我只是看不出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的无聊打杀有何乐趣,看不出圈占公帑或猎取版税的商业策略有何不同。我只是怀疑那种纠缠于离婚、薪水、疾病、稿费、房产、后人吃啥喝啥[关于毛泽东后人的情况有各种传说,其中有知情者称他们并未大富,甚至十分清贫,如简妮《近期李讷三访》文,载《海南纪实》杂志1989年第8期。]的喋喋不休,怀疑那种长舌妇和民间神探,对于历史反思有多大意义。

当然,道德这事很重要。道德是历史过程中时隐时现的强大引力,但具体到个人评价,道德与政治似乎并不能重合为一把尺子,倒像是纵横两个坐标。换句话说,道德尺子能量出这一派的A型和B型不一样,那一派的B型和C型大不同,但如果要把善恶分别挂钩某种政治站位,实行对口管理,特别是在公众利益出路不大明朗时,则可能有点冒险。硬要划出这种链接线,则一定自添其乱。马丁·路德·金算不上操守严谨。作为一个牧师,他通奸和嫖妓。作为一位博士,他抄袭和剽窃。这些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他领导的民权运动仍无可否认。军阀吴佩孚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连他的敌手如董必武等也承认他治军有方,律身有则,统兵数十万却一生“没有私蓄,不置田产,有清廉名”[见董必武文《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载1939年2月《群众》周刊。]。但这位大善人对抗北伐和反对共和,仍是负面政客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黯淡。

造神者与擒妖者如何对付这一份人的复杂?目光再放远一点,伏尔泰、卢梭、华盛顿等同样在个人品行方面留下了巨大争议,留下一大堆关于情妇和私生子的闲话[传伏尔泰被富婆包养,卢梭有不少私生子,华盛顿蓄有不少奴隶,都属于私德有亏。],他们在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卓越建树却很少被后人怀疑。有关研究者似不会拿几个道德标签贴来贴去,把历史变成一种善恶排行榜,一种好人好事大评比,一种道德偶像的十进五或五进一。

说到这个份上,即使一个毛泽东所受到的品行指责全部算数,全部入账,对“文革”的反思是否就算大功告成?

诉苦化

我离开乡村时,“文革”十年还未结束,乡下已开始试行推广袁隆平主持培育的杂交水稻,各村都派人去炎热的海南岛制种。“公本”和“母本”一类成为农民们的新词汇。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没有农民俗称的这种“霸王稻”,没有杂交水稻所代表的一系列良种推广,没有由此而来的粮食产量倍增,不仅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产品剩余和农业人口转移都无从谈起。哪怕中国再开几次“三中全会”,后来全国取消粮票,珠三角和长三角聚集亿万农民工,西方制造业向中国大举转移……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是困难重重的。

心存这一印象,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特别对我的胃口。这位法国学者最关注历史结构的底部,与很多同行不一样,总是把放大镜对准民众史、基层史、生活史,比如从人口、疾病、地理、物种、饮食、住宅、技术讲起,从基因和细胞的层面解读资本主义的生命。他终于使史学不再是头重脚轻的无根之木。

与他相比,另一些同样是目光下移的史学作品,如美国人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多一些记者风范,深度也许不及布罗代尔,却也有足够的叙事广度。这本书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形态、时尚风貌、人物趣事、报刊习语、事件细节等,是一种多机位和宽覆盖的镜头监控,给历史全景扫描。如果请这位先生看“文革”,他也许会骑一辆自行车满世界遛达,留意“忠字舞”的娱乐功能,留意“大串联”的旅游意味,留意造反派的裤裆和粗痞话——不少暴力大概都涉嫌荷尔蒙压抑后的变态释放。较之于某些领袖史,这些细节或能使历史面貌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在这种理解之下,运动中的人更像人,不是疯子,不是符号。

“文革”讨论禁区后来有所松动。虽主流媒体大体沉默,但在学术研究和文艺表达方面留有一点余地,“擦边球”和“游击战”也不少。被视为“妖魔化”中国最力的巴特菲尔德(Fox Butierfield),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记者,挟美国图书大奖之誉,也有涉华代表作在中国出版[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by Fox Butierfield,台湾版译名《中国:苦海余生》。大陆版译名《苦海沉浮》,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行政防堵力不从心。不仅《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牛鬼蛇神录》(杨小凯著)等境外出版物在网上畅流,一些民间电子期刊如《昨天》(何蜀主编)、《记忆》(启之主编)等也十分活跃,迄今为止已分别出版了数十期。这一类文本重在亲历性经验,多角度、高密度、大规模、持之以恒地还原“文革”景象,顽强唤回国人的记忆与追问。

如要挑剔不足,就是其中一部分叙事详而解析少,流于平面堆砌,仍习惯于亮伤口和晒血泪,原料供货方的模样,处于“文革学”的产业低端。其中一些或可称之为“诉苦化”,有数量的增加,少见品质的提升。

诉苦是受苦人的正当权利。每一个生命都弥足珍贵。按中国官方最初的统计,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材料,“文革”中共有729511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引自《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1年。]——如此普遍和深重的冤情就不该诉一诉?万千冤魂就只能在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下一笔闪过?

与中国官方数据不一,马若德和费正清估计“文革”十年中受害致死人数应在40万到50万之间[引自马若德和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这里搁置其数据来源,暂且取其上限,摊到每一年即5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从万分之0.04升至0.59[中国1966年人口总数6.4亿,1976年人口总数9.3亿,十年间平均数为8.35亿。这里的死亡率权且以马若德和费正清的估计数为比照基数。],上升了十几倍。

50万——无人能在这个数字前无动于衷。如果这一估计准确,这样的白骨累累尸横遍野,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内战,显然更值得人们勒石铸鼎以昭后世。然而,摆上思想与学术层面,巨大悲情对于“知其然”也许够了,对于“知其所以然”仍然不够。重要的理由是:并非只是“文革”才出现非正常死亡,若止步于此,“文革”的反思价值反而会被削弱。

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一下:

美国因枪支管控不力,每年致亡人数逾3万,在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万分之1,已接近两个“文革”。

陷入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的希腊自杀率急升,仅2011年就近千人,其中多是失业者和破产者,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0.9,也远超“文革”。

载于《柳叶刀》杂志的一份《2010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称:光是空气污染一项,2010年就造成全球320万人死亡,其中12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在人口总数中占比万分之9,竟是“文革”的数十倍[引自2012年12月英国《柳叶刀》杂志。]。

回到政治领域:与中国“文革”在时间上相当接近,1965年印尼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得到了美、英、澳等西方政府的支持,至1966年已杀死超过100万的左翼人士和穆斯林(另有统计数为200万,甚至400万),其中光是美国大使提供的捕杀名单就多达数千人[见麦克·海德(Mike Head)发表于澳大利亚《悉尼晨报》1999年7月间的连续报道。]。比照印尼当时1亿左右的人口总数,该国的迫害致死率约万分之50,又是近90个“文革”——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一直被西方主流媒体消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更不会在哈佛设立学科,直到多年后才偶然浮出水面。

还有吸毒,犯罪,饥荒,矿难,有毒食品,交通事故……同样是一篇篇血泪故事,导致千万鲜活的生命过早熄灭,意味着太多窗口里的捶胸顿足和深夜长泣。如果“文革”需要诉苦,需要指控,需要对体制与文化的批判,那么这些更惊人的死亡数据该如何处理?是不是也要推出几个或数十个学科?

毫无疑问,凡悲剧都值得痛惜和深思。消除这些悲剧更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动,需要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始于泪水却不能止于泪水。那些有权控诉的人或可注意,他们毕竟是相对少数,与相对多数之间存在经验的温差——这是取得共识的通常难点之一。比如大多数中国工人在“文革”中就受害较少。他们享受“领导阶级”的地位优越,领取令人羡慕的月薪,甚至轻松和惬意于党政机构的一时瘫痪。其中的年轻人若稍有才艺,便可能出入苏式的工人文化宫,在舞台或球场那里留下浪漫的青春回忆——我就见识过不少这样的红色小资和劳动贵族,衣着讲究(如热衷于回力牌球鞋),趣味不俗(唱一唱美声或夹一个画夹子),吹着小口哨,简直把“文革”混成了带薪长假。农民呢,比起工人来说要穷得多,累得多,但只要没遇上灾年,比起当年躲日本鬼子或办公社食堂,他们大多觉得“文革”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文革”十年中的农业生产受运动冲击较少,全国收成不算太坏,据国家统计局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那些年的农业用电量和化肥消费量分别增加十多倍,1978年的粮食产量30475万吨,是1965年的1.6倍。],对教育普及和合作医疗还心存感激。马若德和费正清称“农业在全国范围内比工业所受影响要小”,就是指这一段[引自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工人和农民也会觉得“文革”有太多事可笑和可恨,但他们一般没有挨批斗的经历,没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区。在这种情况下,当受害者谈起“文革”,若发现对方眼中闪过某种迁就、茫然、疲惫、麻木甚至不无可疑的怀旧,难道有什么奇怪?一旦在市场社会滑入困境,这些家伙就举起毛泽东画像走上街头,生生地不按“正确套路”出牌,难道不也是情有可原?

“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分别是知识分子、旧时的地主和资本家、官员(所谓“走资派”)、中途翻船的造反派(如5·16分子[北京一些造反派组织于1967年联合组成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公开指控周恩来,以“反党乱军”言论著称,后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1970至1974年中央部署各地打击这一组织,致造反派普遍受到清算和惩罚。)……其成分五花八门,麻将桌上的十三不搭。他们的悲情并不一样,版本之间出入很大,合唱却并不同调,构成了一种心思各异的齐心合力。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刻骨痛感无法通过针头注射给一位老钳工,无法通过芯片移植给一位菜农户,从而使天下人都心往一处想。他们的故事通常能广获外人同情,一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见鲁迅短篇小说《祝福》,载小说集《呐喊》,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丧子之痛最初无人不怜,催动了大家的泪水。不过,依据现代人的平等原则,尊重回报尊重,他们不能奢望一键之下,自己的记忆就可全面覆盖他人的记忆。依据现代人的民主原则,他们尽管构成了一个惊人的人口大数,哪怕如胡耀邦1980年会见南斯拉夫记者时估计的1亿左右[引自美国《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日报道。],但在更为惊人的人口大数前,在此外的6亿或7亿人那里,他们仍不构成全部。他们要做的是理解、沟通、说服以及协调共进,不是强加于人和视而不见,满足于悲情的自产自销,成为另一个祥林嫂。

祥林嫂的启示在于:如果拿不出一种说服力强和需求面广的共识性批判,一味诉苦就只是对自己苦难的辜负。

(原载于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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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进步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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