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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山无本  一地鸡毛  ——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的讨论

有山无本  一地鸡毛

——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的讨论

艺文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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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山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鲁太光:今天是“艺文读书会”第一期活动,我们讨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之所以选择讨论《山本》,有两个原因:一是贾平凹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对他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认识与把握。二是《山本》的出场比较有意思,3月《收获》长篇专号春卷全文发表,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简装本,同月人民文学社出版了精装本,一部长篇小说三家权威出版单位几乎同时推出,其“出生”仪式可谓空前盛大,这就很很值得分析。二是《山本》面世后很快就出现了一些评论和报道,很火,证明这部作品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注意,这样的文本值得关注。基于这两个原因,我推荐大家阅读、讨论它。我发现大家都读得很认真,我再讲两点注意事项,我们就正式开始。首先,做文学批评一定要尊重作家的劳动,尊重作家的创作,我们自己都写文章,知道写作不易,里面包含着作家的心血,所以我们对每位作家的“劳动”都要尊敬,这是做文学批评的前提。其次,做文学批评要认真,甚至要较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文学批评就是给文学把脉的,相当于文学界的医生,不认真,会出大问题的。再者,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而这也是尊重作家,尊重文学的最好方式。现在文学批评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认真,失去了“批评”应有的功能。我们既然立志做这个工作,就要避免这个问题。


杨少伟:我主要说两点。一是井宗秀这个人物的成长史,二是《山本》的“两个世界”。先说第一个问题。井宗秀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人物,或者说,这个人物身上隐藏着小说的秘密,因而有必要对其解码。井宗秀原本是涡镇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最后竟成了那里的主宰,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我认为他是在与对立面的角力中成长起来的。他的对立面主要有这么三组:一是土匪五雷和王魁,二是原保安队长、后游击队员阮天宝,三是涡镇乡民。通过写井宗秀与前两组人物的争斗,把井宗秀的隐忍、智慧、勇敢写出来了,用小说中人物的话说就是他从来不说一句硬话,但也从来没做一件软事。吊诡的是,井宗秀原本是被涡镇人当做保护神拥戴的,但随着战胜这两个对立面,他似乎被他们灵魂附体了,也变得像土匪、保安队一样残忍、凶狠,也就是说,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涡镇的保护神变成了伤害者。由此,作者又写了他与涡镇居民的矛盾,写他在涡镇横征暴敛、肆意妄为。这样塑造人物,不仅有一定张力,而且带出了作者的历史观,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啥时候没英雄就好了”,用张养浩的散曲来说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看,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两个世界”。余英时认为《红楼梦》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大观园的理想世界,一个是大观园以外的现实世界,正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的存在提升了小说的境界。《山本》似乎也在营造“两个世界”,一个是以井宗秀为代表的现实世界,一个是以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父为代表的理想世界,即贾平凹是想以佛道意识化解小说中的黑暗,但可惜的是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父这几个人物塑造得太单薄了,体现在文学效果上,就是小说中的现实/黑暗远远地压过了理想/光明,让人觉得悲观乃至无聊。从这个角度看,井宗秀这个人物是否成功,则又另当别论了。


鲁太光:我借着少伟的话讲两句。如果贾平凹借鉴《红楼梦》“两个世界”的写法的话,我觉得他没有借鉴到位。《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靠谁支撑起来的?靠贾宝玉和林黛玉,靠金陵十二钗,是这些人物对理想的追求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可《山本》中的理想世界靠谁支撑?靠陈先生、宽展师父、陆菊人。一是这些人物塑造得不成功,二是这些人物太边缘、消极了。靠他们怎么可能托举起沉重的现实来?


苑恺:《山本》主要着眼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动荡中秦岭这片土地上的个体生存状态,在当代文学视野中看,这部小说承接了新历史小说的余韵,有意识地偏离了主流叙述。这种偏移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叙述重点的偏移。主流叙述中叙事重点是革命力量,但《山本》中的革命力量只是多元中的一元,而且还是比较边缘的一元——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是地方武装代表井宗秀,而非革命队伍中的井宗丞。二是作者通过消弭善恶、是非的写法,把革命的价值相对化,甚至消解了。小说在描写游击队时,主要是暴露问题,比如滥杀无辜,比如对战友图谋不轨,比如自渎。可以说,小说中的游击队看起来跟土匪和地方武装并没什么不同,这就瓦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贾平凹在“后记”中吐露了自己对老庄思想的服膺,这好像是他消解革命叙事的“理论”根源,但实际上这不过是90年代陷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知识分子精神危机在当下的文学回音。作者并没有像老庄那样,在相对与虚无之后带我们逍遥游,而只是留给我们一片意义的废墟,这是当代文化病症的典型反映。更进一步说,《山本》其实是当代文学权力与消费文化合谋的产物,充满了物欲与衰朽的气息,因而,它以反向的方式启示我们,文学应参与到真实的话语较量中,告别腐朽,完成更新,为当代人文精神重构提供精神与情感动力,而非沉迷于衰朽的价值观与肆虐的欲望中,不能自拔,甚至自得其乐。

鲁太光:我插一句话。刚才有同学说《山本》中“人物带着作者走”,我知道这是顺口说的,但我还是建议这么说要慎重,因为只有伟大的作品人物才能带着作者走,就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我看来,《山本》里有很多人名,但基本上没人物,这么比附不妥。

汪琬琦:我想从两个方面谈《山本》,一个是作家对材料的处理。贾平凹说他本来要写一本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一些二三十年代的传奇,才决定写一部小说。可能是对自己收集到的素材舍不得不用,《山本》中无用的东西太多,使小说非常驳杂。复旦大学开了《山本》的作品研讨会,有一位学者说这是“马赛克式的拼贴艺术”,我看马赛克是挺像的,但有没有艺术效果,得另当别论。


《山本》的主要素材,是革命故事、民间传奇,和一些动植物知识。《山本》中革命故事的部分,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就是一些基本素材的连缀。贾平凹的处理非常省力,给人物一个简单的过去,再在里面添上两件日常琐事,一段预示生死的简单对话,最后加上一点血、一点肉、一点脑浆,最后变成重复的“暴力流水账”。贾平凹的千篇一律还体现在,故事一讲不下去,就靠猫、靠梦、靠无休止的预言。比如,井宗秀请陆菊人做茶行总领掌柜,陆菊人是个寡妇,而且一直被涡镇人怀疑和井宗秀有暧昧关系,虽然公公让她去,但她的人设又是一个有自主人格的人。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让她当总领掌柜呢?就是让她给自己设定的“预言”统统实现,所以陆菊人难得地摊出了完整的糊塌饼,难得地看见了带着三只死兽的猎人停在她家门口,难得地在庙里两次遇见蟾……这样的情节是不是也太简陋了点?还有,《山本》里的人物一遭受打击就发疯、自杀,就自我阉割。这样的处理可以有,但不能千篇一律。难道人的精神就这么脆弱?或者说,即使人是脆弱的,但脆弱只有自杀、发疯、自我阉割三种表现方式吗?这样写,除了证明作者偷懒,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再有,作者对细节的处理,也很不妥当。比如第254页,三个游击队员被保安队伏击了,作者前面还特意交代了,“月亮钻进了乌云,一切黑暗起来”,但就在这种时候,三个游击队员逃到村外的土崖,居然能看到土崖上长着三种植物,还清楚地写出了这三种植物的名称,简直可笑!生死关头,谁还有这个闲工夫。这就像张爱玲写小说,喜欢写人物的衣服怎么镶怎么滚怎么绣,有时候跟小说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些都是小说家应有意识控制使用的东西,不是说你有这些素材,就可以随便往里加。在《山本》里,贾平凹对动植物的处理,就犯了这个毛病。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山本》的语言。有的作家注重声音,有的作家注重形状,贾平凹注重动作。小说里有大量的动词,比如写杨钟的父亲“哦哦着”,写“皂荚嫩着长”,把拟声词和形容词当动词使,自然事物又常常是动作的主体,像“山后面扔黑云片子”,“树梢在空中磨的沙沙响”等,都是很反常的用法,有陌生化效果,写景不错。但《山本》人物对话写得很差,尤其是陆菊人和井宗秀的对话。比如写井宗秀想给他爹迁坟,陆菊人就拦住他,在大街展开了对话。这段对白写得毫不费力,大概初中生就能写出这样的大白话来。而且,这么重要的“包袱”,在小说不到1/3的地方,就平铺直叙地说出来了,这么轻易处理掉,头重脚轻。这样的大白话还有很多,比如,说陆菊人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现在小学生作文也不会这么写了。


还有一个问题,小说里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一是跟他之前的作品重复,二是《山本》内部前后重复。比如,陆菊人“狗撵兔子”的比方就打了两回,比如一写什么东西就像棍、像绳。香烟像绳还可以理解,说天上的鹰像棍,这是从何说起呢?是打不出别的比方了吗?他也太懒了吧!总之,这个小说毫无诚意与新意,是一部极平庸的作品。

周洁:贾平凹在“后记”中提到,写《山本》时,他在室内挂着一对字幅,其中一幅写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我想分析一下他所说的“民间性”。根据“后记”,可以感受到贾平凹对秦岭的眷恋和崇敬,他对民间的真挚情感和对故土的眷恋令人感动、尊敬。我认为,在《山本》中他主要从三个角度体现这种民间性。第一是勾勒出故事发生的背景——秦岭,以及整个故事网所勾连起的人物。在确定的地域性背景中构架故事,已经在无形之中点亮了民间性。同时,作者围绕涡镇人向外拉开故事网,这为民间性提供了更大的书写空间。但遗憾的是,这些人物虽然被串联起来了,但串联的事件很少,作者并没有真正深入描写,这影响了民间性的表达。比如,有人说《山本》中的人物是向“水浒好汉”致敬,但在《水浒传》中人物之间是先有故事后有生死,反观《山本》,为什么除了阮天保其他人都死心塌地地跟着井宗秀?难道仅仅是因为个人性格原因?其实,作者并未深入挖掘人物间的情感联系,没有找到内在支撑力把人物丰满起来。


第二点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上,比如书中大量的动植物描写,其中有些不难体会到其隐喻作用,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比如金蟾和陆菊人财气的联系,婆罗树代表陈医生,蔷薇代表花生等。另外,作者还安排麻县长作为记录者,带出了很多有关动植物的描写。但在如此多的描写中,我们却很难提炼出一个核心物象代表《山本》的立意或精神。或许是村里的皂荚树?在书中它被誉为“涡镇魂皂角树”,但在书中关于它的几处描写,不外是其长在中街十字路口,有好人经过就掉皂角,所以最后“皂角树自杀”也没有展示出大的悲剧性力量。


第三点来源于对民间风俗、信仰的描绘。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提到的,这甚至奠定了整本书人物的德行,所以,书中有大量诸如此类的描写。但问题是作者将信仰、民俗最大程度的夸张化了,甚至带有一丝妖魔化的倾向。比如小说人物都带有一定的封建性,陆菊人更是这种思想彻头彻尾的拥护者和传递者。这种蔓延全书的封建性、迷信性气息,一方面遮掩了人物本身应有的丰满度,另一方面又有“异化”民间文化的倾向与可能,至少是片面地理解民间性。民间性不只是这种神神鬼鬼的现象,即便有,动机也是发自人的脆弱无力和崇敬祈福之心,但整部小说中却充斥着大量的人与人之间的算计、恶斗、暴力、污秽场面,并没有表现出人们对自然、民间的崇敬,给人的感觉反倒是“人”已经是环境的主宰,不过轮流粉墨登场罢了。作者讨巧地将所谓的民间性用作自己的写作口号,一次又一次的渲染和重复,却使民间性呈现出粗鲁、愚昧、程式化的面相,弱化了对民间性的体现。这种民间性描写,跟他的人物刻画一样,都犯了一个毛病,只是给它套上一个面具,但面具底下的五官,比例失调,形象模糊,不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更没有涤荡心灵的感觉。

葛瑞娇:我主要分析小说里的女性角色。首先,作者对女性的外貌描写,大同小异,几乎没什么变化。比如说描写花生的时候,说她的脸大如银盆,水汪汪的大眼像剥了皮的熟鸡蛋。描写柴长顺长女时,又说她长个银盆大脸,“大如银盆”跟“银盆大脸”,其实没有区别。还有,描写井宗秀媳妇时,也是“杏核圆脸”。可能在作者的审美中,女性的脸要大要圆,这其实是很套路也很平面化的一种写法。当然,这几个女人无一例外都长得很漂亮,女主人公陆菊人更是漂亮。可以推断出,这些女性的外貌是作者内心对于女性美看法的投射。贾平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关于女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女性观。他认为任何男人,不管说与不说,首先还是以外表的好感决定对一个初识女人的态度,并且对于女强人类型的女人是不赞许的。这些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都有体现,总之就是女性要既漂亮又贤惠,不漂亮的压根不会在他的小说里出现,就是出现了也一笔带过。


其实,男性作家描写女性角色,大都有这种固定的思路和套路。《好奇心日报》曾刊载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讲男性作家描写女性角色时的套路和模板——一般在小说中会出现三种类型的女性:第一种是不存在的女人,第二种是二分的女人,第三种是被侵害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存在的女性就是隐形的女性,这种女性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就退场了,她们在小说中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二分的女性要么很坏,要么很好,两个极端;被侵害的女性就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


这种说法在《山本》中都可以得到验证。首先是隐形的女性,也就是功能性的女性,小说开始提到杜英,她是井宗丞的相好,井宗丞受伤时,她照料井宗丞,并和他发生了肉体上的关系。小说中,她“照料”过井宗丞,满足了他生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后,就被毒蛇咬死了,一共就占了两页纸的篇幅。这个人物迅速上线,然后又迅速下线,让作为读者的我感到非常诧异。还有花生,也是个功能性的女性。作者以较多笔墨写了井宗秀的第一任妻子,她既是一个不守妇道,即二分的女人,也是一个被侵害被压迫的女性。她和陆菊人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陆菊人是井宗秀精神上的夫人,第一任妻子则是他现实的夫人。陆菊人恪守本分,这个现实的夫人却与五雷有染。她与陆菊人就是两个二分女人的不同体现,陆菊人贞洁,她不守妇道。说到底,这些不同的女性角色还是为小说中的男性角色服务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就如同贾平凹在《关于女人》中所说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妇女解放的口号呐喊了几个世纪,但世界根子里还是男人的。这种思想贯穿全书,女性只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她们的存在是模糊的,称呼也大多是谁的媳妇、谁的女儿,要不就是这女人那女人这个媳妇那个媳妇。乱世之中,人物遭受苦楚,那个年代女性命运低下也是事实,但小说终究是小说,虽脱胎于一定的现实,但终究要比现实更高更有戏剧性,女性角色需要更加细腻的刻画,需要作者耐心编排,不可“大锅乱炖”。


我还想说说小说中的暴力的描写。说得直白点,就是简单粗暴。井宗秀动不动就把别人一家灭口,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的价值被弱化到极端。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反映井宗秀这个枭雄残暴的一面,但这应该是男主人公的视角,而不是作者应有的视角。作者在描写这些死亡的时候应该带点悲天悯人的关怀之情,不该把每个人物的死都写得冷冰冰的。虽然乱世中人如草木动物,但人终究是人,是有血性有骨气的,再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这些人物在死亡时更加有脾气,还会丰富小说情节,使小说更接近于所谓的“秦岭志”。有记者采访贾平凹,问他为什么不断写人死去,他回答说这样写是表达对那个时代的诅咒。恕我直言,我并没有看出什么诅咒,相反,因为描写了如此多的杀戮而掩盖了秦岭所承载的厚重感和传奇色彩。还是我上面说的,人物的性格、脾性往往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死人”那么多,哪里还有“情”的存在?人与物与景之间应该是相互平衡的,景物写得再生动,但人物很单薄,顾此失彼,也会让人索然无味。在作者笔下,秦岭应该是一个传奇之地,而不是人间炼狱。


这部小说也并非全无优点,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很精彩,井宗秀与陆菊人的感情,细腻动人。贾平凹是个很懂男女情感的作者,陆菊人和井宗秀之间彼此是心照不宣的,贾平凹写出了这种默契。一些细节描写也不错,比如陆菊人听到井宗秀把人埋到城墙里的暴行后“瓷”在那里,这里的“瓷”是西北地区方言,方言的使用使小说场景描写更加具有乡土气息,也就是更“接地气”,当然也更加传神。


陆情:小说中数量词特别多,作者好像特别喜欢用1、3、7、11这些数字,比如3分胭脂地、3个矛、4个盾、4个戈、5根木头、捆5道、1支铜壶、1面铜镜等,这些数字让小说特别散,让我不想读下去。


我还想说说读小说的整体感觉。因为读过《白鹿原》,我觉得《山本》中好多地方有《白鹿原》的影子。比如井宗丞身上就有鹿子霖的两个儿子(兆鹏、兆海)出去搞游击的影子,井宗秀身上则有白嘉轩的儿子(孝文、孝武)在村子修祠堂守卫的影子。“胭脂地”也特别神乎,与《白鹿原》里有白鹿出现的风水宝地所起的作用大致相似。还有就是鸡毛信、征粮、抗粮、陆林引来了狼等情节,都有些相似。


陆菊人养的那只黑猫也很让人费解。这只黑猫在小说中大概出现了25次,比一般的人物出场次数都多,看起来很重要,应该在小说中起大作用,但我们却白期待了,它没起什么作用,只是陆菊人遇到难题拿不定主意时会看看它,而后“做决定”。这么写,让人感觉很尬。


刘洋:我的感觉跟陆情很像,就是《山本》有《白鹿原》的影子,但问题是,在一些环节上没有《白鹿原》处理得好。比如说,同样写风水宝地对人的影响,在《白鹿原》中,这块风水宝地在谁家,谁家就旺。在《山本》中就很不一样。这3分胭脂地属于陆菊人娘家好多年,她带到婆家也有十几年,可对这两家没产生任何影响,结果一到井家,井宗秀的人生就开始发生各种变化。这样处理显然不太周到。还有,关于风水宝地易主的处理也不一样。《白鹿原》中,白嘉轩是通过算计从鹿子霖家“换”来的风水宝地,而《山本》给人的感觉是,这块地冥冥中一直等着井家,等着井宗秀,就是为他服务的。不像《白鹿原》一样,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静态的,这样写显得比较单薄。最后,《白鹿原》中,有一股力量来自于女性,尤其是来自于小娥,但《山本》中女性起了什么作用?说实话,我没有看出来。总之,《山本》跟《白鹿原》只是“外壳”像,打开“外壳”后,内里很不一样。


鲁太光:刘洋讲得很好,《山本》跟《白鹿原》形似而神不似。《白鹿原》里有个叫小娥的女性主人公,人设就跟鲁迅笔下的“女吊”一样,她一直被侮辱被损害,但也一直拒绝接受这个命运,就是变成鬼也不屈服,也要来复仇。这个人设是很有力量的,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个人物,《白鹿原》会逊色得多。但《山本》里面却没有这种人设,慢说没有这种人设,就是相对立体的人物也很少,因而轻飘飘的。


蔡露:我想谈谈小说人物刻画的问题。阅读时,我大概数了一下,《山本》中有名有姓出场的人物大约有198个,有意思的是,超过半数的人物以死亡而告终。虽然每个人物都“有始有终”,死因各异,但细读会发现,人物死因设计大多牵强,着力不足。比如井宗丞,他被邢瞎子所杀。但问题在于,对于井宗丞的死,作者只是寥寥几笔,一带而过,要知道,井宗丞算是小说中难得一见有“英雄”色彩的人物,起点那么高,死因则略显平庸,甚至于必要的悲凉氛围,也被作者过于冷静、直白的叙述淡化了,作者借此表达的批判意识也消失了。再比如小说主人公井宗秀的死,可能是自己擦枪走火而死,又或是被他人暗枪杀害,有“神秘”色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处理有些草率,作为小说的灵魂人物,读者对井宗秀抱有极大期望,这样平淡无奇的死因,和其他人物一般无二,让人难以接受,也不利于“剧情”发展。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小说只能在乱战中结束。小说中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的死,也大致如此,写得过于草率和仓促。我知道,作者有意打破宏大叙事下的人物塑造逻辑,寻求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出发点是好的,但推敲不够,最终虽未落俗,但也未能脱俗。另外,作家对死亡的描述,更像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记录”,太过冷静直白,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这样处理是否妥当,我觉得值得讨论。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石头中去了。”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贾平凹着眼民间,悲天悯人,甚至要照拂秦岭周边的每寸土地,每位百姓,但很可惜,这个初衷未能达成。由于叙述庞杂,情节琐碎,人物干瘪,以及面对死亡时过于冷静乃至冷漠的叙事态度,让我们无法感受到后记中那种发乎情感于心的纯善质朴气息,反而让人觉得像是面对“政客”的演讲稿一般。


小说里也有比较明亮的部分。比如,男女主人公陆菊人和井宗秀的关系,就给人一种“发乎情止于礼”的感觉,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我认为,这是小说的点睛之笔,也是小说的温情所在。这样书写,在调和小说中沉重、紧张的氛围之时,也凸显人物的层次感。


鲁太光:你说得很细很好,第一点尤其重要。你做了统计,小说里有多少人物,这些人物有多少是死亡的,他们的死法如何等,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分析,特别有意义。我再举一个例子,佐证你的分析。尽管作者说自己写的不是战争,但无论如何,这部小说是以战乱为背景的,所以,如果人物死亡处理得好的话,接受效果肯定会更棒。比如说杨掌柜的死,如果细加推敲、用心处理的话,会特别出彩。因为他死亡的背景是井宗秀带预备旅出去打仗,遭受巨大损失,死了51个人。一个镇上死51个人是多大的事啊,整个镇子都被悲伤给笼罩了。如果杨掌柜的死处理得好,会进一步加重悲剧气息,也更能凸显作者在后记中表达的悲悯与同情的心声。但小说处理得特别奇怪,他是在去找木匠制作棺材的路上遭遇大雨,在一棵老柏树下躲雨,被老柏树给压死的。而且,他死后就把这棵中空的老柏树做了他的棺材,用小说中的话说就是,“最好的棺是四页板,给你的这是一页板!”好像杨掌柜的死就是为了得一副好棺材似的,或者说,棺材铺老板一定要死在命定的棺材中。看似求新求奇,实际上弄巧成拙,不仅一下子转移了读者的关注点,而且也冲淡了小说中的悲剧气息。


池新春:我梳理了二十多篇关于《山本》的评论,同时也收集了豆瓣、微博、微信等公共网路上的一些言论。所以,我想谈谈关于《山本》的批评问题。开始之前,我先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评论家和读者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区别很大,甚至有些对立。我先说评论家们对《山本》的评论。这二十多篇评论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评价较高。比如,谢有顺说它是对秦岭百科全书式的书写,是 “空间级史诗”。陈思和说它是一部向“传统小说致敬”之作,是“在废墟之上思索和相信”。李星说它是“一部中国近代之《百年孤独》”。王春林称赞贾平凹为艺术上的“大勇者”,说《山本》“既是一部遍布死亡场景的死亡之书,也是一部与打打杀杀的历史紧密相关的苦难之书,但同时却也更是一部充满超度意味,别具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悲悯之书。不仅有着堪称精妙的双线艺术结构的编织,而且还有着众多人物形象成功的刻画与塑造。”除了这些“大腕”评论家盛赞《山本》,一些相对年轻的评论家对《山本》也不乏赞美之词,比如,项静认为“《山本》有它独属的‘大地的法则’”,认为贾平凹是“以另外方式撬动和改写历史”。谢尚发认为《山本》“是对人道的回归,也是对天道的回归,更是对大道的回归”。综合起来看,这些评论有共通之处,比如,山水地理志的写法、人间异事的传奇性、陆菊人的地母形象等。评论中对这些阐释得很具体,我比较认同,但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疑问。


首先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合理性问题。小说的历史背景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写几股不同的武装力量在涡镇的盘旋、厮杀。陈思和认为这部小说在言说立场的选择上并没有考虑胜利者为维系统治意识形态而写的“官史”,而采用了“民间说野史”形式,是失败者流传到民间乡野的口传史、歌谣史、戏文史,野调无腔……自筑了一套民间话语体系。马明高认为,“人性之中的私欲、权欲与革命内部的宗派之争、山头之争,总是缠绕在一起,融合其中,分不清谁是谁非,都被表面的革命合理性所遮蔽。”这些评论都指向了“革命合理性”问题,将革命混同于军阀、刀客、保安队,认为革命与军阀、刀客等一样,展示的也不过是权力和人性的恶。这样处理,过于草率。关于这个问题,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但革命中更有希望和“婴儿”,“革命当然有破坏”,但“更需要建设”。可惜的是,在《山本》中,只有污秽,只有血,只有破坏,没有希望,没有“婴儿”,没有建设。而且,作者写得也不地道。陈思和就指出,在现实历史中,陕北红军早期组建是在1927和1928年间,20年代末,红军既不可能有中原部队,也不可能有延安根据地,小说中游击队护送“首长”的事件也只能发生在抗战后。遗憾的是,尽管发现了贾平凹的“硬伤”,陈思和仍以小说“民间性”为其辩护。说实话,没有这辩护还好,有了这辩护,反而更莫名其妙。


再就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是陈思和的发明,其他评论说法不同,但意思大致相同。比如谢有顺的“空间级史诗”、项静的“大地的法则”等,都如出一辙。那么,什么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呢?用陈思和的说法就是,“春夏秋冬自行运转,人不能左右,自然变化不是通过某个标志性事件、运动来显现,而是依据自然运行规律自然而然地发生。这样的自然生态也可以用于观察人事社会的运行演变,尊重社会现象的本然发展,也就是法自然。一切皆来自于自然法则,天地山川人事都是自然而然地演绎自己的运作轨迹,极其琐碎的万象叙事中保持了完整的艺术张力。读贾平凹的作品能够强烈感受到天地运行四季轮回,草木盛衰人事代谢,一切的一切都在动态当中,又被平平淡淡地叙述出来。”陈思和还以《山本》比附《红楼梦》,说《红楼梦》“这部伟大经典描写了一个大家庭无数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在琐碎叙事中把现实全部粉碎,重新创造了一个作家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的世界看上去与现实的世界一样饱满、具体而生动,一样充满了生命的躁动喧嚣”。他还引用何其芳称赞曹雪芹“在作品中把生活现象作了大规模的改造,就像把群山粉碎而又重新塑造出来,而且塑造得比原来更雄浑,更和谐,却又几乎看不出人工的痕迹”的说法,认为何其芳所讲的,就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说“在叙事方法上,贾平凹的手法非常接近《红楼梦》,即依靠日常生活细节的自然运行来驱动叙事”。陈思和说得很玄妙,但实际上是诡辩。我们姑且不说《红楼梦》是不是“琐碎叙事”,我们只说一点,就像何其芳说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对“生活现象作了大规模的改造,就像把群山粉碎而又重新塑造出来”一样,如果这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的话,那么问题在于:贾平凹有没有对生活现象进行大规模改造,即有没有把群山粉碎而又重新塑造出来?相信认真读过作品且没有观念先行的读者一定自有公论。说实话,在我看来,贾平凹不仅没有重塑“秦岭”,他甚至都没有“粉碎”秦岭,这使他的作品琐碎、凌乱、平庸,可谓有山无本,一地鸡毛。如果这就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的话,我希望它速朽。


最后,我再简单谈谈网路上的言论,佐证我的观点。百家号平台上一名网友说:“用钱钟书的话说,很多作家都喜欢把写作冲动当作写作才华。读过贾平凹的《山本》之后,更加觉得,他的才华其实在很多年前已经用尽了,现在写的小说其实都不(过)是《废都》《浮躁》的影子……影子一般都比人本身要长很多,虚无缥缈,看起来很是吓人。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影子而已,囊内空空如也。”更有犀利的微博网友直言:“贾平凹的《山本》,三字,脏、乱、差,即便多了些不知名的花鸟虫鱼,人间异闻,但也不至于如宣传的那样是史诗级巨著,人物情节单薄贫乏又重复,暴力、滥杀无辜,低俗到不行的性描写,把红军描写到随时随处随地手淫,真颠覆我美少年三观。当代这些作家,别为了当劳模,就把文与字写轻了。这些著名的评论家啊,不要成年累月飞来飞去,制造些空洞话题,互相吹捧逗乐。”我说句实在的难听话,如果作家、评论家的趣味、眼光、审美还不如普通读者、网友的话,真不知道这样的创作、评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鲁太光:今天的读书会到此结束。我本来还打算总结一下,但听了一下午,发现你们的发言就是最好的总结,我就不画蛇添足了。感谢你们的认真与真诚。中国当代文坛,尤其是文学批评,最缺的就是认真与真诚,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同时,也希望读者、评论家,尤其是与我们观点、判断不同的读者、评论家与我们交流、对话。中国当代文坛,尤其是文学批评,也需要真正、真诚、公开的交流、对话。


(本文转自文艺批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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