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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打工生活——工厂调查随笔

2014年2月15日,我从家乡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乘坐大巴来到深圳,我打算通过一段长期的工人访谈和进工厂打工体验开展工人调查,此次工人调查历时25天,它是我此项调研计划的第一阶段。在这25天中,有16天我作为深圳市乐彩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正式工人进行了打工体验,其余时间则在工业区走访了其他厂的工人(包括一些有维权经验的工人)、劳工机构工作人员和正在深圳进行社会调查实践的大学生。呈现给大家的就是我这25天工厂调查的随笔。

扎扎实实做中国工人调查一直是我的强烈想法,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学习马列理论后的自然渴求,另一方面是源自现实的需要。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都引用了大量的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1833年,英国确立工厂视察制度,政府成立工厂视察委员会对工厂进行监督视察。此后,英国工厂视察员犹如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史官”一样真实记录了英国工业发展史上工人阶级的处境。大量高质量的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对于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否则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就被资产阶级学者伪装成只剩下抽象文明与繁荣的黄金时代。如果缺少这些工厂视察员报告,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恐怕也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私有制经济的不断扩张,中国大量工人(或称农民工)[1]的处境在各个方面都和英国工人的境遇相似,工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社会主义改革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改革的出路都在工人阶级身上。虽然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但从趋势来看,城市和城镇将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工人(包括服务业工人)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劳资矛盾也会不断上升为中国社会的矛盾焦点。并且,相对于农村的温情脉脉来说,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会以更加残酷的状态呈现,劳资矛盾会以更加强烈、普遍的对抗形式表现出来,城市的发展将对中国存在几千年的农业发展路径进行一次彻底地改造和颠覆。

我认为,今天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非常有必要建立类似于曾经英国的工厂视察制度。而在中国的工厂视察制度没有建立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应该主动承担起中国工厂调查的责任。这种调查对于让人们了解中国的发展从哪里来以及该向哪里去具有最直接的说服力。正因为如此,我的愿望就是多做点扎实的中国工人调查。

与一般社会学推崇的调查者“价值中立”和“不在场”不同的是,我主张融入工人中做工人调查。我将尽快转变调查者的角色,以一名工人的身份去和工人一起生产,一起生活,甚至一起维权。我认为,只有把自己融入到工人队伍中去才可能更深刻体会工人各方面的真实状况,所以,我最注重的是做工人的切身感受。只有有了这种切身感受才可能完整、全面的理解工人的处境和出路。把自己当做一名真正的工人去做工人调查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你时刻都有机会捕捉到最真实的工人。无论是工人的积极还是懈怠,无论是工人的勇敢还是怯懦,无论是工厂管理者的管理手段还是工人的应对办法,工人的完整生产和生活、工厂的完整运行每天都在你身边原汁原味地呈现。相对于这种方法,置身于工人生产生活之外去做工人调查反而会因为被调查者提供的信息不全面或不充分而影响到调查的判断。

一、工业区是另一番“世外桃源”

2014年元宵过后的第一天,我乘坐大巴来到深圳。深圳我来过多次,我母亲从96年出外打工,直到2011年才回到县城工业园上班,期间基本上都是在深圳。父亲也有多年在深圳打工。以前来深圳都呆在母亲所在的工业区,这种经历曾误导我对深圳的判断,有一段时间我都以为电视上、书上或者别人口中都在夸大深圳繁华的事实,因为我多次见过的深圳甚至比自己所在的县城还要脏乱差。后来我才清楚,自己的这种误解源于两极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的繁华只属于城市的中上层群体,对于像我母亲这样的最底层劳动者来说,她们的命运就是在城市的边陲马不停蹄地劳作。即使她们上班的地方离城市最繁华的中心地带只有一墙或一街之隔,这个城市也会为这些劳作者圈起一个属于底层人的生存场域。

我的住宿所在地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樟坑径上围村,虽称其为“村”,但已经不再是传统农村的那种景况了。这里的主要职能是工业生产,并且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广东省内的和省外的农民工主要就聚集在这类工业园里,他们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中人数最多、社会地位最低的那部分群体。

这种工业区也犹如另一种“世外桃源”,有它自己一副独立的模样。这里活动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相似的生活和命运,存在决定意识,存在也决定脸蛋,这里的男男女女都长着一副让你一眼就容易识别的打工仔面孔,你很难挑出哪一个人的气质能超出这共同特征多少。上班期间外面人流稀稀落落,一到下班时间马路上的人群便川流不息,热闹非凡。各种生活垃圾随处可见,商店里摆放的也多是些经济实用的商品,除几个大型超市外,你很难在这里看到属于大都市的各种高大上产品。几十米一见的派出所报警电话提醒着每一个人要随时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作为一个刚来不久的外地人,行走在这种环境下,更多的时候我都不敢在马路上拿着手机打电话或上网,也必须得经常下意识地摸摸口袋检查手机及钱包是否还在,心里随时得提防着小偷或飞车贼。

二、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

来深圳后的第三天,我开始在樟坑径上围工业园区找工作。对于一个调查者来说,即使只用一天时间把自己真正当一名工人在这种工业区里找工作,它给你的冲击和感受都是强烈、深刻的。元宵刚过,大部分务工人员都离开家乡回到这个劳务输入大城,白天在繁忙的街道上、工厂门口到处可见正在找工作的工人。虽然每一个工人都在认真对比各个厂的优劣,但一定程度上这种对比显得有点多余。

第一天跑完十几个工厂之后,我的脑海里便有了一幅关于工人个体状况的轮廓图景。虽然各个厂在加班费、伙食住宿费、全勤奖等方面会有些细微差别,但每个厂的总体待遇最后算下来都差不多。一个普工(工厂里大部分都算普工,少数是技术、管理人员)如果加班少的话一个月就2000元左右工资,如果加班时间长(比如一天加班四个小时)的话也就3000-4000元,一般不可能超过4000元。

几乎全部工厂的底薪都是1800元左右,这是根据深圳市新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设立的,深圳市从今年2月1日开始执行每月1808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中国各地政府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可以很好窥视中国劳资关系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一般应当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而中国各地政府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都低于国际惯例。例如,根据《深圳统计年鉴(2012)》,2011年深圳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是55143元,折合月平均工资 4595 元,该市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 1320元/月,仅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28.7%。

即使这样,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其实就是这些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大多数工人的底薪只会低于而不会高于这一标准。而且,很多小工厂连最低工资标准也执行不了。比如,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深圳市平时的最低加班工资是15.6元每小时,周末的最低加班工资是20.8元每小时,而我后来所在的乐彩厂平时的加班工资是12元,周末的加班工资是15元。并且,乐彩厂自己规定实行26天制(法律规定的是22天制),这样,工人星期六的上班工资就按照平时工资计算,而不是按照周末加班工资计算。按照工厂的工资标准计算,我后来16天的工资是1200多元,而通过讨薪[2]之后,我拿到的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工资是1800多元,工厂实际克扣工资幅度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如果是在生产旺季工人大幅延长加班时间的情况下,其实际克扣工资的程度则更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研究员经常用“剥皮”来说明美元对中国的层层剥夺,而在这里,老板对工人又是剥了几层皮呢?中国的主流话语往往为中国三十多年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感到自豪和骄傲,可当这样冷冰冰的事实和眼前活生生的工人联系起来的时候,我自豪和骄傲不起来。

三、罚款是工厂的重要管理手段

 2月20日,来深圳的第五天,我成了深圳市乐彩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深圳市乐彩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称,虽然美其名曰“公司”,但在工人的话语中只有“工厂”,没有“公司”。乐彩厂有两层生产车间,现有工人五六十位。像很多厂一样,乐彩厂现在正在大量招人,进这种小厂做普工几乎没有任何门槛,即使身体有点不影响生产的残疾都可以较容易找到工作。

在正式上岗之前,前台小妹拿了一份《新进员工协议书》给我让我签字。一张A4纸的协议书上正反两面用五号字体写满了公司各种规定和纪律。其中,有两类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一类是诸如强制类的词,如“必须”,“必须按要求穿戴”、“必须服从”、“必须由主管部分或者经理确认”等;一类是处罚类的词,如“处罚”、“扣”、“以……论处”等,工衣与厂牌“必须按要求穿戴,否则每次处罚10元”、“对扰乱秩序者一律按规定予以处罚”、“打卡后无故未到工作岗位者,经发现以旷工论处”、“员工迟到1分钟扣半小时正班工时……旷工一天扣三天工资”等。协议书的用语无不彰显着厂方赤裸裸的强势和专制,但即使面对工厂再苛刻的纪律和规定,工人也只能选择完全服从而无法协商,于是我只能一声不吭地在协议书上签下名字。

工厂的这些规定并不是一纸空文,从经常在宣传栏上看到的各种罚款公示便知道这些规定是工厂的重要管理手段。资本家在经济上的绝对专制是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民主的最好讽刺。犹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3]“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4]

四、流水线上的工人

在我进厂这段时间,工厂几乎每天都有新员工入职,也几乎每天都有员工流失。与我一起进厂的就有五六位工友,而我被厂长分配到冲床车间。冲床车间放着六七台不同模型的机器,但只有一位工人在开着其中一台机器,他就是我以后的师傅[5]。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原来冲床车间就只有两名员工,实行两班倒,每人负责十二个小时的生产。乐彩厂是生产各种卡片的,比如会员卡、广告卡片等,我在工厂的这段时间主要是在生产会员卡,一张简单的会员卡有十一个生产工序:胶印、加膜、磁条、定位、合成、冲切、QC、DOD喷码、写数据、查码、包装等。正在运转的冲床机就是对应“冲切”这个工序,它把一张大卡片切成二十五张消费者手上拿到的小卡片。每切一张卡都会连续发出“噔、噔、噔、噔、噔”的响声(响五次),冲床机强大的冲力使得这种声音可以响彻整层车间。刚听到这种响声的时候可能还不觉得它刺耳,但在车间工作几个小时之后你就不得不开始承受它的折磨了。

刚进工厂的第一天既兴奋又好奇,于是我就非常热情地和师傅搭起话来,而他总是有问必答、只答不问。他长着一副老成的面孔,和他十八岁的年龄显得极不搭调。通过后来的接触我发现他是一个做事很勤快、踏实的人,但性格内向,为人处世低调、冷淡。师傅在厂里没有几个聊得来的工友,平时吃饭的时候总是见他一个人拿着智能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着视频。后来工作时间久了之后我才体会到这个岗位对于工人性格的禁闭作用。四十平米左右的车间里不停地响彻着机器的大噪音,除了六七台机器的陪伴外车间里再无一人,把车间的门关起来之后(车间的门一般不允许开着)这里犹如一个被世界隔离的小孤岛。一个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人变得冷淡和沉默实属正常。

在我进厂六七天后,师傅就发生了工伤,被一台烫印机压到了手掌,幸好伤得不算太严重,只对两个手指和掌背进行了缝针和包扎,没有造成残疾。记得刚进厂第二天,师傅就跟我说前一段时间冲床车间有一个工人也受伤了。对于工人来说,工伤并不是一种发生概率极小的意外事件,它是工人潜在的巨大威胁,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整日都在操作机器的员工来说。

在乐彩厂期间,我每天的动作就是把一张大的卡片放到冲床机上切成小卡片。这样连续工作一个小时以后,你的手依然在惯性地挪动,但是你的神智就逐渐地陷入麻木,这时你的眼神里面会毫无内容,呆呆地落在某个地方,又似呆呆地哪里也不望。整日毫无内容的工作使人变得麻木、呆滞,而冲床机不间断的巨大噪音更加加剧了我内心的烦躁。毫无变化的工作内容随着时间的增加使人变得越发狂躁,时间久了之后,这种机器的声响总让人产生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每天走进厂房都有一种车间恐惧症,看着不能让人产生一点温情的车间涂墙和地面,看着每天都雷打不动定立在那个位置的冰冷机器,刚进车间头脑就有一种眩晕的感觉。在车间里,我总感觉被冷漠的墙面、地板、机器、产品包围、吞噬、淹没。

只要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都会有这种同感。直到今天,中国工人仍然能够对1967年韩国工人全泰壹在他日记里的一段话产生强烈共鸣:

“工厂里充满了巨大的金属噪音,以及缝纫工恼怒的声音。我区分不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仍然努力工作。对我来说,工作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按照自己知道的去做罢了。除了正在做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的意识——不,甚至连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现在也变成了一种机械式、自动的动作而已。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我成为了旁观自己工作的人。我的身体在工作,但这种动作并没有得到谁的指示。我的感觉和四周的噪音告诉我,自己做完了多少英寸的活,干了多长时间。所有布料都是在裁剪台上被测算、拉长和裁剪的,但是裁剪这些布料的是谁呢?每当这种念头浮上心头,我都明白,当然是我裁剪的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工作?当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问题的答案时,下班回家的时间到了。我洗完脸、换上衣服,和工友们说声再见,就回家了。在家里,我吃过晚饭,和家人聊一会天,然后睡觉,一天就这样结束了。”[6]

做过工人之后才能够深切理解为何历来一些思想家把世上最恐怖的一些词用来形容工厂,比如,E.罗伊斯顿·派克编的《被遗忘的苦难》把工厂称为“虐杀人的恐怖地方”[7]、“恶魔之窝”[8],而傅立叶则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

对于大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工作,可能很多人会存在这种误解,他们以为流水线上的工作都是些简单不过的动作,因此劳动强度不会太大。其实,大工业时代工人劳动强度的衡量不能仅仅用耗费多少体力来计算。只要有过当工人经历的人都清楚,要周而复始地熬完一个工作日是一种多么艰辛的事情。如果单独拿出一个小时的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活、一个小时的农业体力活和一个小时的附属在机器上的活进行比较,劳动强度从大到小的排序应该是农业体力活、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活和附属在机器上的活。但是,如果把一个小时换成十个小时,这种排序很可能要发生根本性地变化。从其对人智力和体力的损害来说的话,其损害最大的无疑会是附属在机器上的活。这一点,当过工人的人会感受更加深刻。机器上的简单、划一动作不仅限制你身体的全面发展,更严重损害你的智力和情趣。任何活泼个性的人在机器旁连年累月的重复那个简单动作都将使你变得麻木呆滞。很大程度上你也必然要停止思考。“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15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9]

除此之外,在大工业的流水线上,很多工人因为长期高频率重复一个简单动作而得不同程度的职业病。2014年3月11日,我来到深圳赐昱鞋厂观察该厂罢工。该厂因长期积累的劳资矛盾导致全厂3000左右工人全体罢工。其中一位妇女向我们展示了她那支知觉已经不太灵敏的胳膊。她说她现在在医院扎针灸,去一次医院就是一百多块钱,已经扎了好几次了,但也不见得有好转。她同时抱怨到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工资根本就没法承受这么昂贵的医疗开销。还没等这位阿姨说完,旁边几位妇女便插嘴过来附和这位阿姨,她们说,她们都是这个厂的老员工,有的人在这个厂都干十多年了,但是现在机器是越开越快,她们因为长年重复一个动作,所以胳膊都有不同程度的职业病。

在工厂的最后三天,由于囤积了大量产品,所以老板就安排我们(我师傅受工伤后又招进来一个人)开始倒班,而我被分到夜班。流水线上的辛苦在上夜班的时候成倍地扩大,尤其是对于我这种一个人关闭在一个车间的岗位来说更是如此。到了夜深的时候,四周都变得安静下来,冲床机发出的声音就显得尤发剧烈,而此时我的体力也贫乏到了极点,头脑的意识也逐渐进入昏昏沉沉的状态。噪音的越发巨大、体力的贫乏、意识的昏沉,此时的我对于“存在”产生了很多的错觉,似乎存在于车间,又似乎漂离了很远。

据其他工人的经验,如果从没有上过夜班的话,一般至少要一个礼拜左右才能把身体调整过来。而在适应前的这一个礼拜,你的身体几乎要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调整过程。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本能反应,在夜班期间难过到难以熬下去的时候我只想把产品丢开回去睡觉,大不了不干了。当然,理性告诉我,这就是工人最真实的生活,做工人调查的我即使再苦再累也必须撑过去。每天早上八点下班之后就架着疲惫的身体,拖着昏昏沉沉的脑袋回到宿舍睡觉。一般情况下,成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七八个小时就足够保持其它时间的精力充沛。但是,在上过夜班之后,我总觉得怎么睡精力都没法完全恢复过来。这三天时间,除了中午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出外面去吃饭的那点时间外,我都躺在床上,但是,还没等身体恢复过来的时候就快到晚上八点了,这样我就只能继续架着疲惫的身体,拖着昏昏沉沉的脑袋回到那个冰冷的车间。

五、工人生活杂志

从环境优雅的高校来到工业区,我经常感觉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不同环境,不同谈资,不同人的不同生活和不同命运。学者们在他们的世界为“阶层”和“阶级”的话题争论不休,而置身工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总会觉得这种争论显得有点可笑。人们总说,因为阶级是抽象的概念,所以对它的争论才不见休止。可是,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后,我感觉“阶级”的存在是那么的实在、明确。

(1)宿舍里的危床

进工厂后就和其他工人一样住在工厂安排的免费宿舍里。宿舍的门很破烂,第一眼看过去就感觉它摇摇欲坠,已经失去了上锁的功能。住在宿舍里很难有安全感,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得把自己的钱包和手机放在枕头底下,有时候半夜醒来的时候还得往枕头底下摸摸,检查这些东西是否还在。出来调研身上也没多少钱,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后连银行卡里的钱都只剩两三百块了,因此对于我来说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否则就会很麻烦。有过贫穷经历的人都知道,穷人承受意外事故的压力和成本会比富人巨大得多。

上下铺的宿舍如果住满的话可以住八个人,我们寝室总共住了六个人。这几天总有一些刚进厂的工友来宿舍找床铺想搬进来住。但剩余两张床铺已经成了危床,再也住不了人了。其实,不仅是这两张废弃的床铺是危床,我们睡的床铺都存在危险。铁床架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不少,脱了油漆的地方长满了深深的铁锈。很多床架的螺丝固定处都已经松动了,对它用点重力的话就很容易散架。我们在移动一张床铺的时候,这张床铺就差点散架,其倾斜程度足有60℃。为了让床架更加结实,我们把其中三个上下铺的床首尾并在一起,这样三个床互相靠着就牢固一些。虽然这样仍存在危险,但相比之前已经安全很多了。不过,上铺的一些床铺没有栏杆,睡上铺的工人还是存在很大的危险。

   上班时候宿舍楼空无一人,但下班之后宿舍楼里吵闹非凡。洗澡、洗衣服、打闹的声音交杂在一起,无不显示着工人们从工作岗位上解放出来的兴奋和粗犷。(也有不少工人下班之后第一时间就是躺在床上休息以从工作的疲乏中缓解过来。)四楼宿舍的一个音响在下班时候总是调到最高声贝放着流行歌曲或舞曲,音乐的声音响彻整个楼栋。下班之后,工人们喜欢用这种放肆的音乐让自己从上班时候的乖顺中解脱出来。上班的乖顺和下班时候音乐的放肆彰显着工人两极的生活世界。

(2)六人中有四人没钱吃饭

这不是一个夸张的标题,而是发生在我宿舍的客观事实。

来工厂三四天后,我就不敢在钱包里多装钱了,一般只敢在钱包里装少于20元的钱,不是怕被偷或者被抢,而是怕被人问借。这次出来身上只有三四百块钱,买了必要生活用品后就只剩两三百块了。刚进工厂没几天,就有三位工友找我借钱,出于学生的习惯性慷慨和助人为乐,前两位工友来借钱的时候我都毫不犹豫地借给他们了,一个借了50元,一个借了20元。其实,他们也不会问你借很多钱,一般最多不会超过100元,更多的时候则是10元、20元、30元或者50元。但是,后来我发现身边找你借钱的或者潜在可能找你借钱的人太多了,我那几百块钱根本应付不过来。所以,第三位工友来找我借钱的时候我只能把空空的钱包掏出来给他看。

工人的赤贫超出了我想象的地步,尤其是对于那些20岁左右的未婚小伙子们。我在工厂期间,除我之外我那个宿舍总共有6人住过,6人年纪都在20岁左右,且都未婚,其中有四个工友身上身无分文。每个月2500元左右的工资甚至都不够这些年轻小伙子们花,有些人工资刚发下来没几天就花完了(一部分是还了之前的欠债)。工厂里包吃包住,但吃饭的话不包早餐,放假的时候工厂食堂也不做饭。宿舍里这几个没钱的工人都不吃早餐,而到了放假的时候就只能找人借钱吃饭。男性工人中绝大部分都嗜好抽烟,除我之外我那层车间总共14位男性工人,只有一位工人不抽烟。他们没钱的时候可以少吃一顿饭,但一定得想办法借钱去买烟。找人要烟抽是车间里经常发生的事,每天总是只有一部分人的烟够抽,而不够时就只能找其他人要烟,经常听到一些工人抱怨一些人自己老是不带烟,总是找别人要。

工人在经济上的窘迫一方面是因为工资的低廉,另一方面是因为物价的昂贵。我原本以为这种工人聚集的地方物价应该会比较低,可事实却完全相反,工业区的物价不仅不低,而且高于很多城镇的物价。比如,我学校所在的北京房山区良乡镇上,摆在菜市场卖的香蕉经常都是3元钱左右一斤,而这里随便一个水果摊上的香蕉都是4.5元左右一斤。工人在工厂外消费比较多的是快餐,这里10元钱的快餐是那种最差的,吃好一点的快餐得要15元,一般的也要12元。这种物价水平和工人的工资收入显得很不对称。

据一些长期在深圳务工的工人介绍,每次他们工资上涨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底薪一般都是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所以,他们的工资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而调整),工业区的物价都要普遍地上涨。比如租房的价格,每次工资上涨后,房租必然跟着上涨。工资和物价的这种灵敏关系是这种工业区的普遍现象。2010年,“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查组在他们的调研报告中也提到这种现象,他们访谈的一位工人如此描述:

“这里房租最近老涨,以前都是一百七的,现在那涨到两百四了吧,涨得太快了,最近就是富士康涨了工资以后就猛涨。以前富士康没涨,它也不涨。就是一个小单间涨四百都有。我们这边都这样讲,富士康涨的一点工资都被房东吃掉了。基本上整个大水坑这里都涨了。上次涨了二十,后面又涨五十,说不定哪天又涨了。”[10]

事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11]

一些长期在深圳务工的工人向我介绍,虽然这些年他们的工资看似涨了不少,但随着物价和房租的上涨,他们感觉他们的工资实际上不仅没有涨,反而有所降低。3月11日,我访谈了几位深圳赐昱鞋厂的罢工员工,他们都跟我谈到这一相同感受。他们说,好多年前他们每个月也能拿到2000块钱左右,而现在物价翻了几倍之后他们的工资还只是2500元左右。他们说,现在用钱更加紧张,以前的日子反而好过一些,拿这点工资他们根本不敢怎么在外面消费,只能更加节省。这种现象也符合我自己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观察。拿我母亲来说,记得2008年左右母亲每个月就能拿2000多元工资了,而打了18年工的的母亲今天拿的依然是2000多元的工资,工资上涨的幅度实在缓慢。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家庭负担的工人就只能尽量减少生活开支,而一些未婚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太强的存钱概念,他们往往都是月光族。上夜班的时候,乐彩厂每天给工人补贴十块钱夜宵费。虽然大部分工人都觉得十块钱的夜班补助有点像打发叫花子,但也有人会因为这额外的10元补贴感到欣慰。我隔壁车间有个男工友,22岁,今年刚当爸爸。他皮肤黝黑,长得瘦骨如柴、面黄肌瘦,给你的感觉就像刚从饥饿中逃离出来的非洲难民似的。为了省下更多钱,他每天上夜班的时候都不吃饭,每次我们去吃夜宵的时候他就会一个人关了机器在车间找个地方休息。他这样做意味着他在上夜班的十二个小时中都不进任何食物。

六、被严重漠视的劳工法律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的一场大火造成86人死亡,数十人重伤。这场大火也促使政府于1994年颁布了《劳动法》。2008年,《劳动合同法》也在国内的巨大争议下正式实施。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行自由劳动市场,两部主要的劳工法律相隔十五年才颁布的现象本身就说明中国劳动者的合理权益长期遭到政府和社会忽视。从立法的进程可以看出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而执法的程度则更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一些大工厂虽然尽量为自己打造“自觉守法”的形象,但仍然存在大量的违法违规事实。比如,富士康调查小组经过深入的调查发现,富士康的违法行为包括:强制加班、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克扣加班费(违反《劳动法》)、滥用学生工(违反《实习见习条例》)、漠视职业安全隐患(违反《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私了”工伤事故(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等。[12]这些代表中国“世界工厂”形象的大集团尚且如此,数量庞大的小工厂的违法行为更是俯手即是。    

在中国劳动市场上,有一类行为虽然严重违法劳工法律,但却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默许,劳动者的上班时间和休息休假问题便是典型。《劳动法》明确限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等。然而,对于中国几亿农民工来说,这样的法律规定犹如画饼充饥一样具有讽刺意味。“工人旺季时做死,淡季时饿死”是对当下农民工的普遍写照。老板“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人任何相应的补偿。”[13]以我在乐彩厂的16天为例,16天中只因工业区停电时休息了一天,我的加班总数达到37个小时,这还是在工厂订单正常季节时候的加班时间,订单旺季的时候,工人必须毫无选择地为工厂拼命加班,每天加班时间至少从两个小时延长到四个小时,有事甚至更长时间。这样工人单是在岗时间就不少于12个小时。并且,工厂可以随时要求工人每餐吃饭时间从一个小时压缩到半个小时,工人吃完饭抹抹嘴,这边饭刚进肚里,那边就开始又投入到紧张的生产中了。

这种加班制度在珠三角地区并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有些工厂的工人甚至需要毫无节制地加班。在深圳这段时间,我甚至听一些工人说他们工厂有时需要从早上八点上班到凌晨一点钟,有时甚至需要熬通宵做满24个小时。老板毫无顾忌地使用工人的劳动力,怎么上班、什么时间上班完全由工厂自由决定,工人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工人唯一的权力就是选择滚蛋走人。这是生产旺季时的状况。而在淡季的时候,工人却只能拿那点不会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底薪过日子。订单不稳定是小工厂的常态,这意味着这种工厂的工人随时可能陷入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但工人并不能从超额加班或停产中得到经济补偿,因为这种状态一直被视为“正常情况”。

不为劳动者缴纳或者不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也是工厂存在的普遍现象。2014年4月14日,东莞裕元鞋厂发生了工人罢工,其后工人罢工人数达到四万左右,并且裕元集团所在的江西分厂也进行了罢工。罢工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工厂没有足额给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4月23日,民主与法制网发表了题为《还有多少社保纠纷要靠大罢工解决?》的文章,文章揭露了山东西王集团不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违法事实。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但是,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是工厂普遍存在的违法行为,甚至一些大集团工厂也如此。我所在的乐彩厂就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种种案例表明,社会保险是如今工厂的一个大黑洞,这种问题希望不要只在工人举行大罢工之后才引起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重视。

劳动市场上,劳动合同的签订也存在种种违法违规现象。2013年,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关注新生代打工者计划”、安全帽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在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北京、沈阳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工人调研。在他们有效回收的1445份问卷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只有17.4%。而且,有些建筑商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规范劳动关系,而是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追究。比如,北京建筑工人回答订立劳动合同的247人中,劳动者手中持有劳动合同原件的只有77人,为31%。而劳动合同的签订内容与实际基本相符的只有127人,即有一半的工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为侵犯工人正当劳动权利的霸王合同。[14]这种现象也普遍发生在工厂中。比如,《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而乐彩厂却只是在工人进工厂6个月后才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1970年,韩国工人全泰壹手持韩国《劳动基准法》进行自焚。在中国劳工法律遭到工厂严重漠视,而这些行为却得到政府和社会默许的情况下,我想起的是韩国工人维权之父全泰壹在他日记里的深沉叹息:

“这是否意味着自己抗争的对象不仅仅包括雇主,还包括劳动监察员、劳工部,甚至是某种更为庞大的东西呢?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自己又怎么能够期待《劳动基准法》得到执行呢?要是每个人都反对我的话,我又怎么可能抗争,并取得胜利呢?这一罪恶现实的铜墙铁壁,该有多么得厚实?这道铜墙铁壁,该有多长、多远?”[15]

法律的规定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执行,那么这种法律就越发显示执法者的虚伪,它犹如一个美丽的谎言一样对人民起到麻痹和欺骗的作用。这样冠冕堂皇的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它反而帮助隐瞒了大量不合理的事实。这种现象正如马克思对英国议会的批判,马克思说,“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不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愿、很少诚意。”[16]

作者:陈荣荣,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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