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文化网JINBUWENHUA

姚雪垠:一部书救活一个出版社

姚雪垠被划为“右派”后,在逆境中锲而不舍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他大胆写信给毛泽东,从而使他成为55万右派中,能得到最高领导人亲自关注,并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人。

1958年8月,姚雪垠同中南作协的十几名右派分子一起,下放到武汉郊区的农场劳动改造。每天晚上,姚雪垠钻进用芦席和竹竿搭起的工棚里,左手持手电筒,右手秉笔,趴在铺上写“日记”。他的“日记”除了日常生活和劳动的记录之外,大量的是关于《李自成》的人物、情节的构思。

他的秘密被发现了。那位监督他们的排长把他的日记本要去翻检一通,随即便召开了一个小型批判会:“姚雪垠这个顶着花岗岩脑袋的老右派,每天写日记,原来以为他是在反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谁知他却是在思考如何写他的书!到现在他还幻想着有朝一日,用他的作品同党较量!”姚雪垠被罚去做重体力劳动———先是挑砖,又去挑塘泥。

在一次批斗会后,他终于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路旁。两个膝盖肿得就像两只大馒头,却因祸而得福——姚雪垠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了。

每天,当人们出工之后,工棚里只剩姚雪垠一人。他躺在地铺上,开始纵情驰骋起他的艺术思维。古往今来,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

在艰难的环境中,姚雪垠锲而不舍地进行着创作。1961年夏秋之交,姚雪垠完成了《李自成》第一卷书稿的修改工作。消息传到北京,他很快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来信。信中说如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作协可以设法相助。姚雪垠非常感动,立刻给作协回信,说明《李自成》第一卷已经脱稿,希望能请一两位明史专家帮助看一看。作协回信表示同意。

寄给作协办公室的书稿刚刚付邮,中国青年出版社科学读物编辑室编辑邵益文便登门造访,面谈后才知姚雪垠写的是历史小说而非通俗历史学术论著。邵益文向室主任成石中作了汇报,成石中当即找到文学编辑室编辑江晓天,问他有没有兴趣。江晓天才从河北省唐县农村下放劳动回城不久,疲劳尚未消除,就同姚雪垠取得了联系。

几经周折,最终江晓天争取到了《李自成》第一卷的书稿。从此,在长达15年的倾心合作中,写下了中国新文学出版史上一段编辑与作家的友谊佳话。

2

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心灵碰撞:1962

江晓天和姚雪垠夫妇

1962年国庆节,姚雪垠抵达北京,由江晓天陪同拜访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吴晗一把捉住姚雪垠的手使劲摇着,“了不起呀,姚雪垠同志,你的《李自成》非常成功,我认为它的成就超过了《三国演义》!”而最让姚雪垠感动的是,吴晗读的不过是第一卷未定稿,其中许多地方还失之粗糙——而这,就竟然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

由此谈到《三国演义》中的许多细节,两人的观点常常不谋而合。江晓天感慨说没想到历史学家对《三国演义》如此熟悉,吴晗放声大笑:“不只是《三国演义》呀,《七侠五义》、《包公奇案》、《野叟曝言》……我都熟悉。我在小学时就喜欢读小说。”

中午11点半,他们到了北京饭店。吴晗作东宴请姚雪垠,江晓天作陪。

觥筹交错中,话题转到了《李自成》的现存问题上。吴晗告诫姚雪垠:写明朝人物的对话时,可以有对满洲人的侮辱、蔑视的词语,但作家的叙述语言里,就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甚至称“清朝”为“满清”都不行,要避免流露大汉族主义思想。

吴晗又提醒姚雪垠:“不能让古人说现代话,利用古人的姓名抒发现代人的感情,要不得。”

姚雪垠答应“一定注意”,“决不让古人说现代话,尤其不能使前人说后人的名言,像东汉的蔡文姬,竟可以说出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吴晗抿嘴一乐,“要说郭老是文学家,是‘五四’时代的伟大诗人,我五体投地;说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我不敢苟同!”他指的是郭老的历史剧《蔡文姬》出现了范仲淹的话。

姚雪垠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幸而吴晗转移了话题,他说《李自成》写得与《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一样的部头就可以了,五卷太长,建议姚雪垠放弃这个计划。

姚雪垠不假思索地答道:“不,我要写……12世纪,英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家,我们却已经有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们还应该有那么一批作品,把我们国家的伟大和悠久体现出来。也许我做不到,但我愿意为后人铺路。”

吴晗之所以建议只写五卷,“只是担心写得过长会犯其他长篇的通病,越写越松。还没有哪一部长篇跨过去这道难关。《水浒传》的七十回本比百二回本好得多;《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死就立刻失去了光彩;《红楼梦》的续四十回,刚开始还可以,越往后就越差了。”

姚雪垠仍处于亢奋中。他说,“一部小说写多长,应该由它的内容来决定。外国人没有达到的,不等于我们中国人达不到;古人没有做到的,不等于我们今天做不到。”

吴晗情绪激动,他站起来,端酒杯的手在微微发抖:“我为你壮行———干杯!”

3

老作家舍“命”告御状

 “文革”后期,北京红墙内的斗争空前激烈。文艺界的形势——特别是毛主席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使姚雪垠大受鼓舞。他给江晓天写信,询问中青社何时复业。江晓天便找一个出差机会去南方,返程路过武汉时去看望他。两个好朋友关起门来,说了许多悄悄话。

回到北京,有好朋友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段话:“文化部是一个大行帮,百花齐放没有了……”———“小道消息”说这是毛主席在批评文化部,老人家对“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很不满。江晓天兴奋起来,他立刻提笔给姚雪垠写信——

最近有个想法,供你参考:可以给主席写封信,报告《李》稿的写作情况和你的愿望。所传主席对一卷说的话,虽尚待了解确切,但看来是有这回事,说明伟大领袖对《李自成》一书是关心的。你已近高龄了,虽然健康状况较好,但要完成五卷,还是抓紧时间为好……

江晓天的建议显然为姚雪垠打开了一条思路,但这样的信一旦写出去,能到达收信人手里,问题就可能获得彻底解决;万一落到江青、姚文元手里,那可就是灭顶之灾!姚雪垠一夜无眠。次日凌晨,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给江晓天,表示他将慎重考虑江晓天的建议;第二封信给茅盾先生,就《李自成》第二卷出版遇到的难题和中青社的复业谈了自己的看法。

御状可以告,但需要一个绝对可信又有能力传递的人来传递,终于,姚雪垠想起了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宋一平,原是中共武汉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对姚雪垠的创作一直非常关心。他于1965年调到北京,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不多几次接触,姚雪垠便认定他是极富人情味的领导,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

武汉关的钟声远远传来,报告着1975年10月8日的黎明。姚雪垠披衣坐起,一气呵成两封信。一封给宋一平,一封给毛泽东主席,两封信装在了一个信套中,为慎重起见,姚雪垠希望给毛泽东的信能先经宋一平审读。很快,宋一平回信了,建议姚雪垠在信中具体提出请主席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信最好用毛笔写,他负责托人直接呈送到主席手中。

姚雪垠喜出望外。他特意找到能写一手漂亮毛笔字的朋友龚啸岚,把致毛泽东的信稿交给他,请其代为抄在上好的宣纸信笺上。信中写道:

我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解放后,我在您的思想教育下,立志以李自成为主人公,写一部反映我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书名就叫《李自成》。《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呈一部,表示对主席的无限敬爱,也表示是在主席思想的哺育下开始做出的一点成果。1966年夏天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还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多次感动得热泪奔涌,下决心更加勤奋学习,改造思想,力求将这部书完成得较好,以实际工作成果报答主席……

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这样大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负责同志虽然表示愿意将《李自成》继续出完,但该社能否复业,何时复业,至今音信渺茫。全国读者都需要读文学作品,也渴盼《李自成》第一卷早日重印,以下各卷能快点出版……请求您将《李自成》的出版问题(包括第一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

4

“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

北京。江晓天已办完去《中国文学》杂志社的调动手续。11月7日上午11时半左右,他接到了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丁盘石的电话,告诉他:“刚才,王冶秋同志在五省区煤矿掘进队长座谈会上讲话时,提到有位写历史小说的老作家给毛主席写信,主席指示‘给他提供方便条件,让他写完’,估计这位老作家是指姚雪垠。”丁盘石知道江晓天与姚雪垠的关系,所以一听到消息,立刻跑出会场向江晓天通报。

江晓天又惊又喜,他立刻拨长途台挂武汉找姚雪垠。利用等电话的时间,他去吃午饭。刚出办公楼,迎面碰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熟识的编辑,对方是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找中青社“革筹组”的领导面谈。江晓天吃完饭刚回到办公室,文学编辑室负责人王维玲风风火火找来,说是张春桥已经把毛主席的批示传达到国家出版总局负责人石西民处,并指定把《李自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文社已派人来过,要把《李自成》一卷书和二卷稿全部拿走。这件事该如何处理,王维玲希望江晓天拿出主意来。

江晓天恍然大悟那位人文社编辑“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了。他想他已调出中青社,“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经不住王维玲一再坚持,最后还是给姚雪垠写了一封恳切的短信:

雪垠同志:刚刚听说主席批示已下来了,只从传说中听到两句:让你写完,给你提供方便条件。更多的不知道。中青要复业,他们说,二部稿马上可以发排。务望你不要把稿子给任何人拿走,中青可能马上派人去取……

下午3点多,长途电话终于接通了,姚雪垠洋溢着无法阻遏的激动,他要求江晓天立刻到武汉去一趟。而出版社方面也认定由江晓天去找姚雪垠是上上策。

11月9日中午11点,江晓天乘坐的飞机在武汉降落。出口处,姚雪垠和武汉市文化局副局长吕西凡正笑眯眯等待着。江晓天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来?吕西凡问他在飞机上可曾见到韦君宜?江晓天才明白他们是来接韦君宜的,是来谈《李自成》出版问题,原定乘坐这架飞机,却不知因何未能如约成行。

江晓天颇感为难———韦君宜是带着中央指示来取《李自成》书稿的,江晓天既不能代表中青社将《李自成》让出去,也没有理由咬住不放。思来想去,拿到书稿的出路只有一条:由作者出面说话。姚雪垠虽然在给毛主席信中表明可以“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的态度,但那是在中青社“能否复业、何时复业,至今音信渺茫”背景下作出的选择,如果中青社复业了,他当然愿意同中青社继续合作。江晓天坦诚地向姚雪垠谈了“借毛主席批示的力量,推动中国青年出版社赶快复业”的构想。

10日上午,姚雪垠随吕西凡等去火车站接韦君宜,午饭时分回到家中,说已经同韦君宜谈过了,局面有点僵。说武汉市委宣传部长丁力希望江晓天能直接与韦君宜面谈一次。

吃过晚饭,江晓天找到丁力家,详细说明了他不便与韦君宜见面的原因,同时建议:《李自成》的出版问题涉及中央两家出版社,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难题推给北京,由两家出版社领导和出版总局一起协商解决。丁力赞同这个建议,答应向辛甫汇报。

10日傍晚,姚雪垠告诉他,韦君宜下午来过了,很焦急,开门见山就说这是国家出版局交待的任务,希望姚雪垠予以支持。姚雪垠非常理解,但坚持要考虑他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关系。韦君宜则咬住一条不松口:“中青社还没有复业,怎么能谈出版!”

25日下午4时半,团“十大”筹备组打电话告之“中央已批准,于一小时后把批件送到中青社”。据江晓天回忆,“报告是姚文元先批的,张春桥批同意姚文元的意见,还有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画了圈。”

中青社立即拍发电报向姚雪垠通报消息。姚雪垠立刻到旅馆面见韦君宜,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达深切的谢意和歉意。

为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复业比共青团中央正式恢复活动整整早了三年。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话:“姚雪垠一部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盖源于此。

浏览更多精彩内容,点击进步文化网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