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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德国毛派的工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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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来自德国西部鲁尔区工业重镇波鸿市,欧宝汽车公司退休工人、职工委员会成员


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德国大学生,在1968年的运动中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毛派青年,这并不奇怪——在那注定不能平静的年代,如火如荼的时代潮流点燃了火一样的青春,类似的故事当年随处可见。


而我们的主人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理想飞扬之后,这位毛派青年决定听毛主席的话:进厂工作,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他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在厂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而这至少要在厂里待六个月——结果,这一待就是30年,直到退休才离开。他当年的小伙伴们,早已回归主流,各奔前程,而他至今仍在为当年的初心而奔波:追寻全球化年代的工人脚步,为中德工人的共同利益而奋斗。


沃尔夫冈,来自德国西部鲁尔区工业重镇波鸿市,欧宝汽车公司退休工人、职工委员会成员。一米八几的身高,满头银发,挎一个老式解放军挎包,性格纯朴,精力充沛,严谨守时。2018年10月21日,激流网采访了这位既普通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从学校到工厂


1968年,是德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是青年起来革命的一年,今天的很多媒体会重新回顾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是波鸿大学的学生,学习社会学、文学和基督教。大学毕业后我本应该去做中学老师的,然而在1965年,我在海德堡大学参与了一个几千人的抗议活动(此时我已不再学习基督教),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要参加政治,正是从这次活动中我发现了政治的意义。


1968年的时候大家都来参与辩论,基本上都偏向左派。很多教授也参与辩论,有些教授是法西斯年代留下来的,有些学生也和家长辩论,我的父亲就是法西斯年代的官员。


1968年政府颁布了《紧急状态宪法》,一旦出现社会动荡,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大家觉得这不是和法西斯一样吗?都反对这个法案。


当时我们放眼拉丁美洲,关注格瓦拉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我们放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年轻人起来挑战权威;我们看到越南人民起来反抗美帝国主义;我们看到法国大学里面,青年人起来抗议;看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起来反抗权威。出现了新的音乐,新的流行事物,青年人留长头发,反抗现有的制度。大家都非常激动地要改变我们的社会,所以我第一次学了马克思主义,知道了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


我们开始讨论工人阶级。在法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工人罢工,学生支持工人。在意大利的北部,菲亚特汽车公司工人罢工。波鸿是德国鲁尔区的中心地带,1968和1969年当地很多工厂非法罢工,遍地开花。因为矿井要停下来,煤矿工人不让停,于是罢工抗议。钢铁工人也罢工了,因为工会的集体合同规定的工资不高,他们既反对工厂厂主也反对工会头目。


年轻人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觉醒,所以我们觉得必须建立党组织。但是各地的党小组都认为自己是中心,都觉得自己才是正宗的共产党,派系林立,所以我很困惑。


一个德国学生的社会主义组织,叫作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以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但社会民主党嫌SDS太激进,把它赶了出去,所以SDS倾向了共产主义。SDS在柏林的势力最强,直接和警察对峙,其领袖在柏林被人暗杀,但当时没死,九年之后死去。


SDS后来也分化了,成员散到各种小党派去了。我觉得革命不能在大学里面进行,必须到工人中去。


1967年伊朗的国王到德国访问,学生们游行抗议,一名SDS的学生(贝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当场被警察打死,所以你可以是想象当时学生群体中的激情和激进。我们激烈辩论,充满了改造社会的信心,但我们不能在学校里去改造社会,我们必须要和工人联合,所以一部分青年人决定要到工厂去。我是1970年进厂的,去了通用汽车公司,它是德国最大的汽车公司,我当时在波鸿的欧宝汽车厂,这个厂有21000多名工人。


进厂之前,我也经常去打零工赚生活费,但那都是短期的。进厂后我想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觉得至少要待6个月,结果整整30年后才离开。我刚开始非常幼稚,首先认识到的是很多东西我还不懂,需要学习。幸运的是厂里有几个老共产党员,他们看到我们年轻人进厂特别高兴,从西班牙来的工人里面也有几个共产党员,他们也特别高兴见到我们。当时厂里缺工人,厂方到欧洲很多国家去招工人。70年代到处招工人,然而到了80年代有100万工人失业,不太理解这种巨变。


我当时4点一刻起床,5点45分要到达工作岗位,工作是驾驶铲车。当时我跟其他的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讲,“在德国搞革命,至少得10年才能成功。”那些年轻人说,“你这是给我们泼凉水呢!”我的女朋友说,“你刚开始说最少10年,后来你说最多也就是20年”。我们后来慢慢才领悟到,德国的资本主义本身有200多年的历史,我们要改变制度的话,必须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队伍壮大起来才有可能。我当时参加了德国共产党(马列)的组织,我和党组织的领导说,党的报纸没法在工人中传播,因为报上的语言不是工人讲的语言,我们必须得改。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党,这个党在1973年就消失了。


在德国,1956年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1968年共产党才合法。1956年前,共产党在各地工厂里搞共产主义小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此很害怕,认为这是反民主的。因为战后经济在复苏,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所以这个时候宣布共产党非法,也没有多少人反抗,后来(1968年),当时有亲苏的共产党,我们叫他修正主义党,官方觉得苏联给这些修正主义党援助,而德国需要和苏联打交道,修正主义党也保证他们只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是要推翻政权,做“忠诚的反对派”,于是党禁就消除了。我们要成立马列主义党,如德国共产党(马列),或者后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形容词,以区别于其他的小党派。当时有很多党都反修,属于毛派党,但回过头来看都很幼稚。


当时各种小党合在一起也就上千人,主要成份是学生。1973年我们那个马列党解散了。因为我们受不了党里面这些工厂外的自命不凡的人告诉我们在工厂里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退出了这个党。党内部也总是吵架,后来成员基本上都各自谋生去了。


党的头目怕警察抓捕,就跑到别的国家去了,后面很多头目都放弃了理想。有些小党至今还在,但人数很少,没什么影响了。70年代,马列毛党和托派党吵得一塌糊涂,很多人都不干了。80年代,很多毛派组织就和托派合在一起了。现在的绿党里面就有不少是以前老毛派的,国会里面有左翼党(Die Linke),左翼党的历史也是从68年毛派开始的。


现在还存在着一个德国马列党,MLPD。他们在工厂也有党小组,我们也和他们协作,一起工作,但我们和他们有分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觉得MLPD很教条主义。


沃尔夫冈(左)与阳和平


现在觉得这些毛派小党派很幼稚,但毛主席的东西不是幼稚的东西。我主要是从毛主席身上学到了要深入群众,要当群众的学生,而不是下车伊始就到处教别人怎么去闹革命,要从群众中去学习。文化大革命也是老百姓挑战当权派的,感染力很强,年轻人都造反,想改变世界。让教授们富人们到农村去工厂去,和工人劳动人民接触,向群众学习,向老百姓学习,这是好事情。当时我们还了解了大寨是怎么改天换地的,怎么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来改变自己的现状。我觉得是毛主席的思想和主张使得我能在工厂中留下来。


党里面有一部分人还帮着我们做工会,组织工人,德国还有职工委员会,这是1918年革命的产物,法律规定,超过几十人的工厂就有职工委员会,它和工会是两码事。1972年我被选举成为职工委员会委员。


德国的工会运动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年就开始了,和马克思密切相关,我主要讲讲我在工厂时的情况吧。


在欧宝厂当职工代表


我们厂有21000个工人,90%的工人都是五金工会(IGM)的会员,IGM是德工联里最大的工会,汽车行业80%以上都是这个工会的,能源、电气、钢铁工人大多数也是。当然,80%说的是大工厂的情况,小厂的工会会员恐怕只占10%左右。所以我1970年一进厂就成为工会会员了。


在德国有双重工人组织,一个是职工委员会,一个是工会,他们是平行的。职工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职工委员会过去是每三年、现在是每四年举行一次选举。大工厂都有职工委员会。


1972年选举,当时工人对工会领导很不满意,我们几个人组织了积极分子团队,提出一个职工委员会的候选名单,而工会有个正式的候选名单,但大家对这个名单并不满意,当时总共提出了11种候选人名单,欧宝厂总共有41个职工委员会委员名额,委员数量是根据工厂规模由法律规定的,当时大家对这11个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各个候选名单按照投票百分比分配这41个名额,得票最多的是官方工会的名单,我们的名单分配到了5个名额。我们5个人得胜了,当地报纸说是共产党人占领了职工委员会,以后日子不好过了。我们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胜利。




胜利之后就开始和工人们开会,怎么办?我们从1972年开始到现在,每周和工人都要一起讨论,做工作计划。因为早班晚班不同,我们只能在周日早上开会。十几个工人讨论问题,20多个学生也参加我们的会,他们都想把我们拉到他们的党派里面去。学生参会改变了会议议程,总想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工人觉得这没意思,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制度,职工委员会开会,最多只能有两个学生参会,如果很多学生们支持我们,那我们会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参加学生们支持工人的会。所以有两个会,一个工厂内部的,一个外界支持工人的会。外界声援工人的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会帮忙翻译传单,五点多上班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忙发传单。他们里面有律师,懂劳动法,帮助工人打官司等。外界声援工人的委员会里有两个人可以参与我们工人内部的讨论。


法律规定职工代表不能带领工人罢工,必须维持工厂秩序,协调资方和工人矛盾。但我们几个职工代表总是打擦边球,我们做宣传鼓动工作,和工人谈话,完全是破坏这个秩序的。


工厂里有时会出现问题,比如机器噪音太大,就找职工代表,职工代表就找资方(管理层),资方就说按法律规定不能超过多少分贝,然后测量,测量出结果之后就说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是没问题的。


按法律规定来说,音量的确不超标,但工人很不满意,觉得噪音太大。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职工代表就说你让我反映情况我已经反映了,噪声在合理范围之内,我的任务完成了。但我的工作方法不一样,工人反映噪声太大,我就让他们轮流去找工厂的大夫,抱怨头疼。工厂让你去加班加点,工人就说噪音太大了,加不了班。虽然你说不超标,但我要反抗还是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总是给工人想办法去反抗,请病假啊,拒绝加班加点啊等等,资方管理层,其他职工代表,还有工会都对我们不满,我就被工会开除了,20多年时间里我虽然是职工代表,但不是工会会员。德国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不需要是工会会员也能当选职工代表。按法律规定每个季度职工代表要召开一次全厂工人大会,但法律没有规定时间限制。一般来讲,其他职工代表开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报告,这一季度做了什么工作,然后管理层发言,几小时就结束了,结束了就回去干活。但我们鼓动工人提好多问题,大会一开就是八小时,整整一天,这一天都是在上班时间开,都是拿工资的。所以一个职工委员会的领导在一个电台接受采访时讲,当时政府要知道我们这么搞,肯定会在法律里规定,开会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在工人大会上,我们有些东西不能讲,比如罢工。但我们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去启发工人,比如我们可以讲,我们要团结起来,要一致行动,认识劳资矛盾,学会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在工人大会上会提很多建议,工人在大会上讲,我有问题的时候,给职工代表打电话,从工会那边来的人都很懒,总待在办公室里,但我们都待在工厂里,随叫随到。以前开大会时工人讲话要到主席台上去讲,这样很多工人不好意思到主席台上去,就没有多少人上去讲,于是我们就建议,把话筒放在会场中间的走廊里,这样工人一离开座位就能发言,所以他们发言都很踊跃,会议能开八小时。让工人去主席台上去讲,他们腿都软了,不愿意上去,把话筒放到离他们近的地方,他们胆子就大了,就愿意讲了。


三年以后职工委员会再次选举的时候,我们名单里面的5个人变成了12个人。但是70年代末经济情况不好,大家都很紧张,怕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资方就开始转入攻势,我们12人里面有一个是西班牙裔的代表,有一次在开季度工人大会的时候,厂方指责他煽动工人,而煽动工人是违法的,工厂就把他开除了,厂里面500多西班牙裔工人罢工,要把他弄回来,但是工厂总共2万人,500人影响不够,所以罢工失败了,后来又打了很多年官司,也失败了。当时我们言行都比较小心,资方也想把我开除掉,但我比较小心,所以他们没有成功。


波鸿欧宝厂有两个工厂,相距5公里,我们职工委员会开工人大会,周四在这个厂开会,周五就去那个厂开会。周四的讲话,工人们都热烈鼓掌,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周五我们到另一个厂的时候,厂方给了我们一封信,说你如果今天还讲昨天说过的那番话,就要被解雇。然后我就找其他几个熟悉的职工代表商量怎么办,有人就说,你去讲话的时候,你就和工人讲,厂方给了我一封信,不允许我讲昨天讲过的话,要不然就把我解雇,看看工人的反应。结果工人就说,这怎么行?大家更激动了,一直喊“讲!讲!讲!”所以我就讲了。周一上班时,我从工人的情绪中就能感受出来,厂方要是把我解雇了,工人就要罢工。大家情绪很激动,周二周三厂方也没行动,工人们问情况怎么样呀,我说不知道。周四厂方给了我一封信,说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但没有开除我。因为厂方从工人的反应里面能感受到两次讲话工人反应非常热烈,非常支持。有工人在我背后撑腰,如果真把我解雇,代价会很大。


到80年代末,情况不太妙,生产全球化,汽车厂零库存作业,工人们很担心。2004年欧宝厂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法罢工,十一班工人,一周内全停工了,影响了整个欧洲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


访谈者插话:各个地方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条件和活动范围,打擦边球。美国有个左派当了工会的头,工人有很多事要处理,挺复杂的,这时需要决定哪些事处理,哪些事不处理,有的工人吊儿郎当,上班总迟到,如果你把精力总放在保护他身上,就得不到多少工人的支持。但如果你不帮他呢,他又会到处散播谣言,说你不办事。这挺麻烦的,所以你得会抓主要矛盾,能坚持下来几十年真不容易。我们工厂以前有一个直接变成管理层了,资方一看你特别会闹,就说你这个人很有头脑很有前途啊,你学点技术吧,想收买你特别容易。他到了管理层,他一方面是从工人出来的,懂得怎么对付工人,另一方面他也会觉得,管理也挺不容易的,资方也不容易呀。


80年代开始全球化,工厂到全球各地开厂,资方就要挟我们,你们如果工资要求高了,我们工厂就迁到其他地方去。我到美国底特律,英国,拉丁美洲,全球好多地方,看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当地的工人取得联系,结果闹了半天又跑到了中国。70年代向往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现在又来到中国来,是资本主义把我们又带到中国来,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雇员比欧洲还多,通用有十几个不同的品牌,有六个在中国生产。


在工厂基层里,如果工人对管理层有意见,可以直接找职工代表或者工会小组长。工会小组长不能直接和厂方联系,要通过职工代表联系厂方,工会小组长更希望通过在工会名单里的职工代表和厂方打交道(我被工会开除了,因此只是职工代表不是工会会员),但是有的时候,工人会点名让我和厂方联系。


工会小组长是工人选出来的,小组长找哪个职工代表和厂方联系由他自己决定,工人也可以直接找职工代表。职工代表不能煽动工人闹事。如果煽动,就要被解雇,但被解雇必须征得职工代表大多数的同意。职工代表是脱产的,按照工厂工人人数决定职工代表人数,21000多个人的工厂有41个职工代表,约0.2%,约500人里面有一个职工代表,但这个比率递减的,小一点的厂可能100人也有一个职工代表。职工代表也有组织结构,也有自己的头,也分厂区,但不固定。工会小组长是每15到20人有一个小组长,这是工会的基层组织,上千个小组长可以评价讨论职工代表的好坏,每年至少开两次会。他们可以推荐工会里要参加职工代表的候选人名单,而且候选人名单里的排位是由小组长们决定的。管理层只和职工代表打交道,拒绝和工会打交道。法律规定资方想让工人加班,要向职工委员会提出申请,职工委员会批准才可以加班,不批准不可以加班。职工委员会中,41个人分为几个小组,其中有个加班小组,只有几个人,由他们来决定是否批准加班。职工代表可以直接决定,无需和工人讨论。而我们强调要听取基层工人的意见。


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汽车销售也特别好,厂方向职工委员会申请,今后的四个周末,礼拜六上午要加班。车间里面的技术工人觉得很好,可以多挣点钱,但流水线的工人都觉得,天气这么热,不想干。职工委员会就和厂方说,抱歉,我们不干。


当时厂方把职工委员会告到法院去了,讲了加班对他们很重要,不加班的话要损失多少多少钱,法官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90%的工人要加班,可以有10%的工人不加班,而且加班再多给些额外奖励。但很多工人还是很不满,他们找工厂的管理人员说,说“我是那10%,我不加班”,但是最后大多数人还是去加班了。


全球化时代的抗争


八九十年代确实是很艰难,那时候流行零库存的瘦身的生产方式,厂方让一个国家的厂和另一个国家的厂竞争,比较谁的工资更低。1984年德国五金工会在德国南部组织了一场罢工,要求把工作时间减少到一周35个小时。南方罢工后,其他地方的工厂也停工了,停工5周,这些停工的工厂里,政府给工人发放75%的失业救济。南方罢工的工厂,工会给他们钱。五金工会的企业同意用11年逐步使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周35小时,同时还加了一个条款,厂方可以让工人连续工作,即晚上和周末可以要求工人工作。到了1995年,我们获得了一周35小时的工作时间。


当时其他地方停工的原因,可能是厂方想用其他工人失业给南方罢工的工人施加压力,你看你们搞事情搞得别人都失业了。所以从1984年到90年代,五金工会做了一件好事,就是缩短了工作时间。


关于罢工条款,法律是这样规定的。集体合同到期,如果谈判达不成,肯定就要罢工了。但合同到期之后的6周内不能罢工,还要继续商谈,如果6周以后还达不成协议就可以罢工了。劳动时间和工资问题主要通过工会谈判来达成。


全球化以后,工厂宣传栏就给工人宣传灌输:咱们这工资如果算100%,同样的工作,英国工人挣84%,意大利工人更低一些,墨西哥工人只挣12%,所以你这工资多高啊,你们就别闹了。资本家已经在全球组织起来了,所以我们工人也要在全球组织起来。我们五金工会是国际工会联盟(ITUC)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工会联盟有一亿多工人,但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工会的头目们在全球到处联系,但工人并不了解情况。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到我们那去了,和五金工会的头目谈,说想加入国际工会联盟,但人家不要全总,说你们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不符合条件。但是会后他们私下说,我们这才一亿多人,全总那三亿多,他们要加入的话谁当总书记呀?他们不关心全球工人的联合问题,他们担心的其实是谁当头的问题。我们工会的头,一个月拿27000欧元的工资。


因为全球化,工会越来越把权力下放到工厂一级,变成工厂和工厂之间的竞争了,工人们都不敢和资方斗,职工代表也偏重于能让工厂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斗争少多了。现在德国的企业在中国有将近6000个,我们现在正努力把同一企业里德国工厂和中国工厂的工人结合到一起,比如去年我们一批德国工人到中国来,德国亚马逊的工人到苏州,想和亚马逊在苏州的工人接触。现在有很多中国企业家到德国去收购德国的工厂,带一批中国的管理者过去,我们也关注中国管理者怎么对待当地的工人。


资本主义逼着我们把视野变成全球的视野,逼着我们不同国家的工人必须联合起来。现在青年人都会用拼音在手机上写汉字,好多小孩也要学英文,这都有利于我们工人的交流。在亦庄南部有个奔驰的工厂,有11000多名工人,德国那边也有奔驰厂的工人,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生产着同样的车。有一次我到那个工厂的门口了,想进去联系这个厂的工会交流一下,找到保安,人家问预约了没有,我说没预约,就是今天过来想谈谈。对方回答说工会领导现在在开会,那就等吧,等了一小时。一小时后我说等不了更长时间了,问他们,你们不感兴趣吗?我是德国工会的,我在里面工作了很多年,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交流。他们说,我们不感兴趣。我想见一些工人,交流一下,但很多人都是开车进厂,他们应该就是底层管理人员,车也不是奔驰的,是普通车。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交流,比如派遣工问题,工资水平问题,工人权益问题。在德国,派遣工曾经罢过工,做同样的工作,工资不一样。


德国有一些非常激进的年轻人,他们不跟工人接触,不去了解他们情况,总想着在工厂门口喊口号就能管用。这不管用,你得知道工厂里面工人到底有什么问题,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工作条件,职工代表的情况,工会的情况,你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工人的情况。


2004年欧宝厂大罢工


1992年我们有19000工人,到2004年,只剩下11000人,厂方说还要再砍4000人。工厂工人非常担心,既不信任本厂职工代表,也不信任全国职工代表。厂里每两周有工会小组长会议,这是工厂自己的规定,不是法律规定的。有一天,工会小组长让所有工人都去开会,就相当于罢工了,工厂里面的职工代表选举出参加通用汽车公司的全国职工代表,还有全欧洲的。工会小组长在一起知道要裁员要裁那么多,不依靠工厂的职工代表,也不能等全国职工代表,更不能等全欧的职工代表,他们只会搞两小时的游行示威,管理层只会觉得可笑罢了。怎么办呢?两个厂互相用手机通话,你们厂都去开会去了,我们也开会,两边协调,就都不干活了,这都不是职工代表组织的,就是工会小组长组织的。他们直接把工厂大门关了,封锁了,货进不去也出不来。工人罢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是非法罢工,工会不给钱,政府也不给失业救济,所以一罢工就没有收入了。工人情绪很急躁,两边一起罢了工以后,晚班工人来了,问怎么回事啊,他们就说要裁4000工人,所以罢工,野猫式罢工。


这些基层工会小组长知道工会反对他们这么做,他们说不让我们罢工,但我们自己要罢工。好多运材料的车排着长队进不来,厂里面的货也不能出去,下午记者来了,拍照拍视频,第二天学生们都到工厂门口声援工人。罢工的工人堵着厂门,要求直接和工厂经理对话,经理不敢对话,说要听底特律的。


我们每天都担心下一班工人进来以后要不要继续罢工。政府官员在电视上说,我理解这些工人,但是他们是非法的。当地老百姓,有两万五千人到厂门口示威,支持罢工工人。


非法罢工把整个欧洲通用汽车的生产停顿了,来自政府的压力和工会的压力很大。工会也组织声援团,他们本来是反对罢工的,为什么会声援罢工?目的是为了获得罢工的领导权。罢工一开始,厂方要求政府派警察,当时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他们觉得派警察去,就跟工人打起来了,那不行。德国长期没有这种情况了,不能这么干,政府问工会怎么办?工会组织声援团,组织了讲台和大喇叭,派人去演讲,讲话的人是由工会控制的,一般工人无法发言,他们通过这个方法获得了罢工的领导权。最后我们坚持不下去,就是因为其他工厂没有参与,只有这两个工厂。


当时罢工以后,厂方提出一个方案,按照工龄和工种,分别给予补偿。老工人比较高兴,他们一算,虽然我罢工七天,一分钱没拿,但现在给我十万欧元,我能熬到退休。年轻工人觉得不行。除了给补偿以外,还有离开工厂以后,一年内拿原来工资的65%,再下一年政府也会给些救济,合在一起,大家觉得也挺合适,就复工了,4000个人离开了工厂。这个补偿是空前的,之前没有这么高的补偿。


按法律来讲,职工代表和厂方制定一些协议不需要经过工人,经过这次罢工以后,我们开始强调职工代表是有特权的,裁员不影响他们,他们同意裁员就有悖工人的利益,从这次罢工以后就开始规定,职工代表要和厂方达成任何协议必须征求工人意见。


很多工人觉得,我们选举了你们做职工代表,你们是专家,你们做决定就行。我们不能这么干,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让他们参与讨论,他们才能帮我们做决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职工代表)会做些妥协,工人觉得你们(职工代表)现在做了妥协,以后可别说妥协不好,要是那样,现在就别做妥协,别到时候反悔。实际上工人很多时候有这个毛病,觉得应该有个领袖和权威保护他们的利益,不懂得要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好多工人很消极,觉得将来社会改变不了什么。我就说,当然我一个人改变不了,必须咱们一起才能改变。还有人觉得自己命不好。所以组织工人一定要提高工人的自信,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他们总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自己单个人干不了什么事,总希望有一个救星出现。


欧宝厂2014年关闭的,2014年资方说如果我们厂再裁掉900到1000人,我们厂就还能延续两年,工人不干。当时的妥协条件也是有补偿,第一年有补偿,第二年政府给些救济,但这根本比不上2004年那一次的补偿,很多左派觉得妥协不合理,但是大多数还是认同了。所以我们给工人讲,你们没有罢工,所以你的补偿就比不上2004年那一次。


后记


理想和旗帜总是让人激动的,年轻时代的激情与活力进也是让人向往的。眼前的沃尔夫冈平和、纯朴,没有多少豪言壮语,早不是当年红五月中的激进青年。但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在各种曲折复杂甚至日益沉闷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奋斗不息,仅此一点他就超越了当年绝大多数红色青年。面对这样的沃尔夫冈,我们脑海里浮现的是鲁迅先生一句话: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向“深沉的韧性的战斗者”沃尔夫冈同志致敬!


(来源: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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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历史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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