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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浩岗|《李自成》:被曲解遮蔽的当代长篇小说杰作

内容摘要:一些非文学因素影响了对《李自成》的评价,主要包括对作者创作动机的曲解、作者性格及特殊历史机缘造成的误解、狭隘“启蒙”批评视角导致的盲点等。对该作艺术描写“现代化”和人物塑造“理想化”的指责亦不符作品实际。《李自成》的被曲解误解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界存在的不良偏向,即未认真读完作品全部即下断语,忽视作品本身文学价值的具体分析,以及“跨元批评”现象。《李自成》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对这部当代长篇小说杰作,文学史不应忽视和遮蔽。
关键词:《李自成》的评价 曲解遮蔽 跨元批评
曾被茅盾、朱光潜、秦牧、刘以鬯等名家予以高度评价、广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近20年来的接受和评价却接近冰点:为数不多的有关《李自成》及其作者姚雪垠的文章,除却亲友故旧的访谈回忆以及偶尔一见的普及性简介,研究论文多是将其作为反面材料,按“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之逻辑论述其“没落”的必然性,或按进化论逻辑论述当下历史小说超越或高于《李自成》之处。故旧亲友的文章之外,给《李自成》较高评价的论著屈指可数。近十多年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对之漠视、无视,或只作为一种“现象”几笔带过;列了专节的,在简单肯定其艺术成就之外,更突出它怎样“参与了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1] 对之作较充分肯定的,似乎只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
笔者认为,现在《李自成》受到的这种冷遇,并非其实际文学成就的真实反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除 了读者兴趣转移这种常见和自然的原因,大学文学教学、文学史著作以及批评家对大学生、研究生和其他普通读者的导向,在其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有些专家学者对《李自成》的评价中,非文学因素又起很大甚至主要作用。此外,对作品本身还存在某些多种原因造成的误解曲解。这大大影响了对这部巨著总体艺术成就、文学价值的评估。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就要排除那些非文学的干扰,将被误解曲解的方面还其本相。
1.对创作动机的曲解
文学以外因素影响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判断,这在其他当代小说的评价中也存在,而在对《李自成》的评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就是对作品创作意图的歪曲:说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是为政治投机,并由此出发贬低《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先是台湾的陈纪滢,他在台北《传记文学》1982年第2期发表《记姚雪垠·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之十》一文,称“因毛自比秦皇,又以李自成自况。姚雪垠窥透了毛的心理,才有此一著作”,所以《李自成》“只是他替毛泽东完成一部‘影子传记’”。八年后,又有大陆学者重复这一观点。陈纪滢远在海峡对岸,与姚雪垠隔绝多年,其推断属于“想当然”自不必说;大陆学者除了同样想当然地推论,也并未提供可靠论据。而曾为姚雪垠故交的姜弘,也为此一观点提供了缺乏旁证、亦属推论的“佐证”。[3] 对此,姚雪垠生前两任秘书俞汝捷和许建辉分别撰文,以自己掌握的一手资料以及对姚雪垠为人的切身了解,逐一进行了辩驳,指出:《李自成》的创作动念始于三四十年代,与毛泽东毫无关系;作者1957年开始写《李自成》时,完全没有指望生前能看到书出版,他想到的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4] 笔者在此再补充一证。1983年,在一次长篇小说座谈会上,姚雪垠就说过:
当时也没有想到生前还能出版这部书。……也正因为不准备出版,所以我敢于把崇祯、把宫廷生活写得那样细,否则发表出来还得了?[5]
若认真查阅相关资料,依据事实按事理推断,真相本不难判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姚雪垠曾一再表示,他是要写一部描绘明清之际广阔社会生活画卷、足以留传后世的空前史诗,绝不迎合时俗。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如果他真的是为讨好毛泽东,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他直接写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直接歌颂毛泽东岂不更好?姚雪垠的两次上书毛泽东,只是为了争得最起码的创作条件。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作政治投机手段的人,怎会用42年时间去写一部书?若将姚雪垠在自己的三项创作计划(《李自成》、《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中选择先写《李自成》,解释为是为迎合毛泽东,那么,在毛泽东提倡“评法批儒”时,他坚持不写李自成反孔,则作何解释?[6] 姚雪垠选择写《李自成》,自己感兴趣、有强烈的创作欲望是主要的,他是找到了“想写”和“能写”之间的最佳契合点。
2.作者性格及特殊历史机缘导致的误解
除了创作动机被曲解,影响对《李自成》评价的非文学因素还有人际关系问题。姚雪垠在春风得意时狂傲自负、不知收敛的性格弱点,也是影响人们对《李自成》价值判断的因素之一。谦虚谨慎、中正平和是一般国人所推崇的行为准则,最会做人的人,常常是功劳成就让别人说,即使自己认同这种赞誉,也要故意自贬几句。而姚雪垠却全不顾这些,文字或言谈中,每每毫不掩饰对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李自成》所取得成就的自信、自负。这种做法,在《李自成》正红火的时候,虽也有人不以为然,还不至影响多数读者的接受心理,但19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心理和时代审美风尚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就显得特别刺目刺耳、不合时宜了。而恰在此时,他却被动卷入了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论争,闹得满城风雨,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7]一般读者(包括大学中文系学生)在整个时代潮流作用下,也对《李自成》罕有问津:既是不合时宜的“老左”所作,学界权威又将其判为体现“三突出”原则、塑造“高大全”人物的“文革”文学,说得一钱不值,追新逐异的读者不能不受强烈影响。虽然作品价值应由作品本身决定,可《李自成》是一部超长篇幅巨作,其内容难以一目了然,第一卷第二版卷首的《前言》,里面又确有一些引用领袖言论的黑体字,以及“阶级”、“革命”之类的字眼,“70后”以后的普通读者自然就望而却步了。许多批评《李自成》者并未看完全部5卷12册,即使是年纪大一些的“60后”及其以前的读者,也有许多连第三卷亦不曾认真读过。许多轻率的否定观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3.狭隘“启蒙”批评视角的盲点
影响对《李自成》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进行公正评价的因素,还有批判者的狭隘“启蒙”批评视角造成的误读误解。
1985年以后文艺界的主流是追逐新潮,文化思想界的大趋势是以“五四”启蒙话语质疑和颠覆以往的阶级与革命话语,史学界和文学界都以“现代性”标准对农民起义乃至整个农耕文化持否定态度。这直接影响到《李自成》的评价。二月河“清帝系列”与唐浩明《曾国藩》等问世之后,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在题材选择与价值取向上来了个陈忠实所谓“翻鏊子”,帝王将相重新成为被同情、被歌颂的对象。然而,当代长篇小说中,最早同情皇帝和封建大臣的,不是二月河与唐浩明的小说,而是姚雪垠的《李自成》。后者在全书的第一、二卷即已对崇祯皇帝及其大臣卢象升、杨嗣昌甚至洪承畴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同情,第四卷更是把崇祯当作几乎和李自成同样重要的悲剧主人公来写,第三卷以后对清朝方面的君臣也表现出欣赏的态度;但是,由于作品的主线或主体毕竟是农民起义,作者又确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作英雄来写,在新的潜在的“题材决定论”观念下,它还是显得不合时宜,或难以被时评所容。
其实,写农民起义、同情农民起义,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否定《李自成》的学者说《李自成》等作品“建立起了农民起义进步性的神话”,[8]基本肯定这部作品的,也认为姚雪垠与其他写农民起义的作家一样,“对农民起义根本性质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缺乏反思的:往往只看到它的正义性、进步性,而没有看到它的狭隘性、落后性以及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性,没有看到它毕竟只是一种没有实际力量的悲剧革命形式。”[9] 因为姚雪垠同情和歌颂了李自成、把李自成写成英雄,就认为他看不到农民起义的局限性、狭隘性、落后性,那是“想当然耳”。对此,姚雪垠本人在不同时期不只一次作过明确阐述。
他认为李自成并不反封建:
李自成……他是封建社会的革命英雄,革命的结果必然重新建立一个封建朝代,而他是新朝皇帝。有些人不讲历史唯物主义,不读历史文献,硬说他没有皇权思想,没有天命观,要建立的是所谓“农民政权”,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10]
古代的农民革命,包括李自成领导的革命在内,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运动,革命者并没有进步到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封建的伦理道德。[11]
农民起义,只反皇帝,并不反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如果把农民起义写得很理想,就违背了历史真实。[12]
他指出李自成后期并不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失去民心,导致最终失败:
李自成过于着眼和满足于军事斗争的步步胜利,而忽略了切实地“解民倒悬”,这是他的悲剧主因。现代史学界常有人喜欢称道李自成的均田口号,我认为是一偏向。……他也从来没有实行,没有在任何地方试行。……李自成后来遇到的对手是清朝政权,同他的作法恰恰相反。[13]
有些史学工作者就是不肯从事实出发,而一口咬定李自成始终代表农民利益,凡是反对李自成的地方零星武装都叫做封建地主武装。其实,李自成并不代表反封建革命,他做的事情触犯了农民和一般地主利益的时候必然遭到反抗。[14]
由于“左”的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影响,过去多少年中,大家讳言李自成后期的失去人心,讳言由于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北京城中和四郊人民对李自成的敌视态度。好像李自成是农民革命领袖,广大人民当然拥护。其实不然。……李自成此时已经不代表贫苦农民。[15]
他知道李自成及其农民军不代表先进生产力:
在李自成身上,连当时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方已经出现的市民思想也没有,而只有封建思想和流寇思想。到了武装斗争的后期,他只能建立封建政权,不可能走另一条道路。[16]
这些多是公开发表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前,姚雪垠的公开表述中,不可能明确说农民起义破坏生产力(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所以《李自成》第一卷1977年第二版的《前言》在充分论述了李自成的帝王思想、天命观等历史局限性以后,还是捎带了一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后来在私下与助手的谈话中,他却明确指出:
当《李自成》第一、二卷投入创作的时候,正是“在中国……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点在历史界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而《李自成》的主题却是:历史上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只能破坏旧的政权和一部分旧制度,而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社会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只能出现在阶级斗争比较缓和、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的时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黄巢起义的规模倒是很大,时间也长,但其结果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而且随后导致了唐末的军阀割据。太平天国运动也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李自成将被写成一个只能适应“人心思乱”而不能适应“人心思治”的人物,并且最终的归宿只能是悲剧。[17]
4.不该写农民英雄、阶级斗争?
质疑《李自成》的“现代性”并因而贬低其价值的论者,除了说它过高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还有一种理由就是认为它不该写英雄,更不该写农民造反英雄:
作者是以《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为榜样的,……你能从那两部名著中找到英雄人物吗?而《李自成》全书就是写英雄的,而且是农民造反英雄。文学史上的英雄时代早已经过去,特别是,中国历史上这种专制与愚昧相结合,欲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一治一乱的改朝换代,也已经被鲁迅先生用“阿Q式的革命”做了判决,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当作英雄来写呢?[18]
这里的逻辑有些荒唐可笑:
大前提——《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是名著。
小前提——名著《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没有写英雄,而《李自成》写了英雄。
结论——《李自成》不可能成为名著。
事实上,文学史上的名著中,写了英雄的不也不胜枚举吗?比如荷马史诗、《悲惨世界》和《静静的顿河》。即使当下的文艺作品,写英雄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得到首肯的,也并不鲜见。以“现代性”标准,“农民”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但是,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不等于成不了英雄。谁规定的只有知识分子或皇帝、贵族才能成英雄?“英雄”和阶级出身有必然联系吗?当农民“欲做奴隶而不得”时,不该为求得起码的生存权而奋起反抗?斯巴达克斯是奴隶,在西班牙名著中不也是被写成了英雄?最“现代”的美国不是也将斯巴达克斯的故事拍成了同名电影?
若真按职业特征,其实李自成也并非最典型的“农民”。他三十几年的生涯中大部分时间在军旅中度过,可以说是个军人——早期是“体制内”的军人,后来成了“体制外”的军人(朝廷的“叛军”)。如果说农民不能做英雄,那么李自成可以以“军人”身份做,他当了皇帝(虽然极短暂)后还可以贵族地主身份做。难道岳飞、戚继光、郑成功做得,他就做不得?朱元璋做得,他就做不得?康熙、雍正、曾国藩做得,他就做不得?
还有人否定《李自成》的价值,认为它“过时”,是因它重点写了阶级斗争。笔者认为,既然历史上确曾存在阶级斗争,现实中经济地位、财富多寡、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确实存在利益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和矛盾冲突,文学作品就有必要表现。我们不应从过去的唯阶级论走向另一极端,变为讳言阶级和阶级斗争。判定《李自成》因其“坚硬的”阶级斗争框架而“过时”,这是对作品的误解:姚雪垠多次表示,虽然小说名为《李自成》,但他的创作意图并非单纯为李自成树碑立传,或揭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简单主题。在与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对话中,姚雪垠表示:“我决不是写农民受压迫而起义的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很一般。我力求写出一些历史的规律”,[19] “要在一部小说中写出明清之际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比较广阔的生活画面”[20]。实际上,这部小说除了写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将明朝(以及大顺)与清朝之间的民族矛盾作为极重要线索,全书的开端与结尾都是写民族矛盾,在第五卷中民族矛盾甚至成为主要矛盾。除此之外,小说还以不少篇幅写了农民军内部、地主阶级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到最后还写到了由于李自成已不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失去人心,以及一些百姓的正统思想,农民军与底层农民的矛盾!
了解历史、正视现实的人,谁也不该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至于僵化的阶级论,其错误在于把一切矛盾看作阶级矛盾,对人们的立场观点简单地按照阶级出身一刀切地定性,而看不到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元性。僵化阶级论者的偏颇,与当下某些僵化的性别文化论及僵化女性批评视角一样:历史与现实的文本中确实有许多性别歧视,揭示这种性别歧视对深入理解文本的文化内涵及推进男女平等确有重要作用,但有些女性文学研究者也有性别“过敏”倾向,将一些与性别无关或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也解释为性别歧视。这样做的结果,也同“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样。我们不能因有“性别矛盾扩大化”的偏向就否认性别歧视、性别矛盾的客观存在,以及性别观念分析的必要性、有效性;同样,也不能因为曾有机械阶级论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现象,而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否认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古人不会使用“阶级”的概念术语,但可以有朴素的、不自觉的、非系统的阶级意识,后来的作家在写到古人的生活时,也可用阶级观点来解释其思想与行为方式,只要不是简单机械地将人物按阶级出身作“好”与“坏”、“正面”与“反面”的划分即可。这本不应成为问题,但现在的一些文学批评中,谁要运用了“阶级”之类术语或运用了阶级分析观点,谁就被认为机械僵化、守旧过时。有趣而奇怪的是,阶级区分“过时”,性别区分却一直“时髦”,虽然两者把握不好都可能走向机械、偏颇或僵化、僵硬。事实上,总体说来,《李自成》的阶级观点并不机械和“僵硬”。作品固然在许多地方体现了作者的阶级分析观点,但它与当时与后来一些作品不同的是,没有把每个阶级和阶层写成铁板一块。作者固然同情李自成,但同样也同情崇祯皇帝,[21] 把崇祯、杨嗣昌也写成了悲剧人物,[22] 甚至对清朝统治者的描写还透出作者某种欣赏赞美的态度。
5.不应试图揭示历史规律?
《李自成》要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某些规律,也是它被认为“过时”或“没落”的原因之一。西方现代哲学反对历史决定论和各种本质论,如今国内批评界似乎一看到“必然”、“本质”、“规律”就觉得不合时宜。事实上,认为历史发展单由于“偶然”与认为其单由于“必然”一样,都不合乎实际。在姚雪垠的历史观中“偶然”也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明朝灭亡问题上,他多次指出并在小说中交代,当时崇祯除了亡国自杀,还有多次逃出北京,在南方另立朝廷的机会;李自成除了急于进北京,还有许多更好的选择;吴三桂的降清也不是“必然”。虽然姚雪垠不同意“冲冠一怒为红颜”之说,但他认为吴的降清是因他看出大顺政权不能长久……。虽然现在很少有人相信先于“存在”的宿命般“本质”,但在历史与现实泡沫般的表象后面,还有某种深层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即使在今天也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不会否认的。如果不把“规律”看作宿命般的“必然”而只理解为某种现象的周期性出现,那么揭示某种“规律”就仍有必要。气象观测及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建立在对于这种“规律”和“本质”承认的基础之上。
那些“题材决定论”式的指责,也与《李自成》本身的文学价值无关。
6.历史题材的“现代化”
自《李自成》诞生迄今,谈及其缺点,批评者说得最多的,就是其在艺术描写方面的“现代化”和人物塑造方面的“理想化”问题。即使在该作被交口称誉的年代里,这种声音也一直存在。而对《李自成》的这一判断,又与前述对作者创作动机的误判互为因果。因而,若评价这部长篇的艺术成就和文学价值,这两个问题首当其冲,不能回避。两个问题互相联系,又有所区别。这里先说所谓“现代化”。
许多读者和论者可能不知,姚雪垠本人最不能接受也最戒备的,就是历史题材的非历史化。他一再强调写历史小说要“深入历史”,就是为还原和再现特定的历史环境。他多次明确表示反对历史题材创作中借古喻今、影射现实的做法:
有些人写历史小说或剧本,临时找一些材料进行创作,目的在借古喻今,不讲求如何忠实地反映历史生活,反映历史事变的本质和规律。《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写法,走的是另一条新的道路,就是先深入研究历史。到底有多深入?这是相对的,但要尽我的力量,力求它忠实于历史。……过去有些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虽然名字是历史的,但是穿的衣服未必经过研究,说的话是现代的,思想感情也不一定是古人的,这叫做“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这类作品缺乏历史生活感,就是这个道理。……假如我对于中国历史生活没有认识,所写的是明朝末年的历史生活,但看来和我们现代的生活差不多,人物差不多,这样,艺术效果就失去了。[23]
谈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历史剧本或诗剧时,姚雪垠不满于“剧中人物发挥着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对话是现代人的说话口吻。作家并没有考虑如何表现古人,仅是急于表现自己”。[24]
他也承认《李自成》在再现历史时个别细节有反历史或疏漏之处,但这有些是因特定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有些是因篇幅太长、赶进度,未及仔细检查、推敲、修改,还有的是校对疏忽,或干脆是编辑硬加上去的。对于环境的压力,姚雪垠是尽力顶住,“在大的地方不让步,但在小的地方作了些让步”。[25] “文革”结束以后,创作条件改善,他对此更加注意。所以,《李自成》的创作中决不可能出现作者为政治投机而搞影射的有意“现代化”倾向。
批评者关于李自成形象存在“现代化”倾向的判断,除了认为他过于高大(这属于下文将讨论的“理想化”问题),主要依据是“作者赋予他不少现代无产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阶级分析等)。为了表现李自成高于其他义军领袖,作者着力强调他‘路子’对头,这显然是受了‘四人帮’把一切都说成‘路线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26] 若仔细阅读作品便可发现,上述批评的依据其实经不起推敲:了解一点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辩证法思想并非在现代社会里凭空产生,中国古代早就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阶级的存在如果是客观事实而非思想家的杜撰,那么不同出身造成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差异,即使是古人也不会感觉不到;至于“路子”,做任何事都有“路子”对头不对头的问题,此事并不分古今。比如解一道数学题,比如种庄稼,比如治军。只是“辩证法”、“阶级”和“路线”这些术语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只要不让古人口里出现这些专门术语,就不算“现代化”。对于有人开玩笑说李自成爱护百姓、懂辩证法,像共产党员,姚雪垠自己的解释是:
我们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光八路军纪律好,我们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岳飞的部队即是如此,据史书记载,岳飞的部队每到一处,在开拔前总要把场院打扫干净才出发。后来,冯玉祥也以这一套来带兵。这说明,并非纪律好的军队,就都是八路军。那么,李自成是否懂辩证法呢?实际上,辩证法的观念从《易经》就有了,老子、庄子也都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从经验而不是从理论方面懂得辩证法,是自古就有的,汉刘邦用陈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7]
真是很有意思,很“吊诡”:若不仔细辨正也许想不到,包括许多以质疑和颠覆以往权威的意识形态话语为己任的启蒙者在内的嘲讽《李自成》“现代化”倾向的人,居然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律好,纪律好的军队都是八路军!以治思想史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的学者中,居然有人认为古人不可能产生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阶级观点!
有趣的是,当年姚雪垠出版《长夜》后,左翼批评界对该作的指责却是“没有把农民形象提高”,姚说:“我何尝不愿意将农民形象提高,写他们有阶级觉悟,有进步思想呢?但我以历史观点写人物,决不能将人物拔高,现在看来,我这么做是正确的。”[28]
7.人物形象的“理想化”
对《李自成》指责最多的,除了上面所说的“现代化”,就是这个与“现代化”相关的“拔高”,即人物塑造的“理想化”。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李自成太成熟,老八队像老八路”,说的就是《李自成》人物塑造中的“拔高”和“理想化”问题。
姚雪垠在《李自成》中确是有意塑造英雄人物的,他曾明确表示:“我的创作意图是要塑造一个封建社会后期农民革命的杰出的英雄人物,而不是一般的英雄人物”,“我将高夫人这一小说人物作一位‘巾帼英雄’的形象塑造,而不是作平平常常‘女流之辈’写,当然要将她写高。不然,我何必写她?”[29] 但是,姚雪垠一直注意在特定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在不违反可能性的前提下塑造人物。他认为自己塑造的李自成“他的光辉行事都没有超出封建社会所提供的历史舞台(或历史基础),许多故事细节都是古人曾经有的,我不过移用到李自成身上并在使用时加以改造罢了。”[30] 他写李自成的优秀品质都有历史依据。留传至今的正史野史,没有一种是参与或同情起义的人士所修,都是在农民战争中利益受到损害、对起义深恶痛绝的封建文人所撰,它们不可能把李自成当作正面英雄来写,不可能故意突出其优秀品质;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发现关于李自成优秀品质的只言片语。例如,关于李自成的俭朴自持,《明史》记载:“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31]而被一些《李自成》的否定者嘲讽的李自成的“民主集中制”作风,其实史书中也有明确记载:
每有谋画,集众计之,自成不言可否,阴用其长者,人多不测也。[32]
批评者大概没读过这段史书,以为《李自成》中姚雪垠对李自成主持会议情景的描写是“现代化”,是“拔高”。
至于高夫人,史书中记载极少,但写到了李自成死后她成为大顺军残部的精神领袖,以太后身份在决策上起了很大作用。姚雪垠根据这些,以及当时明朝湖南巡抚堵胤锡去见她时行跪拜大礼、隆武帝封其为“贞淑夫人”之事,把她塑造成巾帼英雄的形象。可以推断,如果是一个平庸女性,又非皇室贵胄,在丈夫已经不在的时候,怎还能享有如此地位?
《李自成》第一、二卷中有一些表现李自成出众胆略见识的情节,比如义送摇旗、谷城会献、石门谷平叛,既曾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被传诵改编,又成为后来被否定者指为“拔高”的标靶。笔者认为,这些情节并无不合情理之处。
“石门谷平叛”和“谷城会献”都有很强的冒险性,但这两件事或是不得已而为之,或是战略上必走的一步。其实,古代和现代都有许多这类孤胆英雄的故事。姚雪垠自己说,前者是受唐代《郭子仪免胄图》、李秀成苏州平叛和西班牙伊利沙白女王平叛救子故事的启发。大家熟知的“关云长单刀赴会”也属此类。张钟等所著《当代文学概观》(以下简称“张著”)认为“谷城会献”一段中李自成对张献忠说“有朝一日打了天下,只要你张敬轩对百姓存仁义……我李自成愿意解甲归田,做一个尧舜之民,决不会有非分之想”,就把李自成的帝王思想掩盖了,不符合人物的思想状况。[33] 张著误把姚雪垠对李自成的语言描写当成了心理描写。其实,不是姚雪垠把李自成的帝王思想掩盖了,而是姚雪垠在写李自成把自己的帝王思想掩盖了。这是李的一种话语策略。小说交代,李自成说过这番话后张献忠根本不信,李自成也知道他不信。但李自成此时的想法是“不管你多么诡诈,只要你肯暂时同我合作,肯听我的话在谷城起义就成!”小说从第一卷起就写李自成的帝王思想,而在第三卷中又写李自成几乎杀掉前来投靠他的张献忠,谁看了李自成这段表白会认为这是真心话呢?在处于弱势时李自成避开张献忠的锋芒,“以大局为重”,并非是“把李自成写得过高,过分成熟了”,[34] 这是李自成为了自保的不得已选择,这样写没有什么不真实。
关于“义送摇旗”的情节,对于李自成没有杀掉因受不了苦而欲带兵出走、前来辞行的郝摇旗,反而赠其军资马匹,并告之以后倘遇困难就来联系,“我好立刻帮助你”云云,近年也有学者认为“不可思议”,理由是“历史上的李自成也绝无这样的思想境界”,并举出他与张献忠、罗汝才互相猜忌乃至残杀之事为证。对《李自成》这一段描写的指责,其谬误如同前面张著对“谷城会献”时李自成的表白的指责一样,是把小说所写李自成口头说的与他实际心里想的混为了一谈。读者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作品明确交代,李自成得知郝摇旗出走的消息时,第一反应也是杀掉他。而李自成稍微冷静下来以后,想到杀掉摇旗会使其他义军将士寒心,放走他倒可以使其牵制一部分官兵,以后还会“重新拢家”,为己所用,遂决定不杀。本来这写得合情合理,可批评者带了有色眼镜后,硬是将其解释为对李自成的“拔高”和“纯化”,把小说对李自成真正动机的明确交代,解说为是批评者自己“窥见”的。倘若平心而论,姚雪垠能让读者“窥见”这些,并且感到李自成“很深的个人用意”,感到他这些言行“多少有些虚伪”,[35] 正说明作者这些描写是现实主义的。
“英雄”并不等于“理想人物”,虽然有些作品中的英雄(包括武力英雄、智慧英雄和道德英雄)同时也是理想人物,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红岩》中的许云峰、江雪琴等。而从《李自成》全书来看,姚雪垠虽然把李自成当作英雄来写,但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理想人物,尽管在前二卷中他的优秀品质写得更突出,有点接近理想人物。其实,李自成一出场作者就写了他一个重大失误:错误判断形势,坚持向潼关进军,陷入官兵重围,导致几乎全军覆没。第三卷以后,随着由逆境逐步转入顺境,事业走向顶峰,李自成的弱点和失误越来越多。在围攻开封时,李自成暴露了草莽英雄残忍的一面:捉住那些被迫给开封送粮的五百老百姓以后,竟将其每人砍去一只手。而这些描写,在认定姚雪垠“拔高”李自成的论者看来,竟也成了他“拔高”的论据:
一旦对地主老财、敌对阶级进行了命名,找出了历史的罪人,实际上便已对这些历史罪人进行了非人化处理,使之物化成了草、萝卜和白薯。甚至于被迫给开封送粮的五百老百姓,一旦落入“救民水火”的李闯王手中,不杀头也得砍去一只手。历史的残酷一旦被历史的进步神话所笼罩,一切对流血的反思和残酷的规避,都可能视为对革命的凶残和敌人的怜悯。[36]
这段情节见于五卷本《李自成》第三卷下册第五十一章。笔者重新细读,觉得它恰恰是有意揭示李自成弱点的重要一笔:本来李自成同意按郝摇旗的办法杀掉这些百姓。田见秀劝阻,说“老百姓并没有罪,他们是被迫给开封送粮”,劝闯王慈悲为怀,牛金星和李岩也为百姓说情,李自成这才将“杀头”改为“砍手”。小说前面已明明白白交代,这些百姓是普通的“青壮农民”,运粮是在官军“逼迫之下”的无辜之举。他们并非“地主老财”、“敌对阶级”,并没被作者写成“历史罪人”、进行“非人化处理”!李自成和郝摇旗把这些百姓“物化成了草、萝卜和白薯”,并不等于小说《李自成》及其作者姚雪垠将他们“物化成了草、萝卜和白薯”!这一情节倒是让人联想到现代京剧《杜鹃山》中柯湘劝阻雷刚不要伤害为地主干活的田大江一段。不过,这里的李自成不是“柯湘”,而是“雷刚”。有的论者在谈及《李自成》一书的缺点时曾指出“在李自成身上写出些草莽气,可能增加这一形象的可信程度”,[37] 而这段恰是李自成“草莽气”的表现!全书中表现李自成“草莽气”的笔墨还不止这一处,即使在前两卷中也有,比如李自成发怒时打人,石门谷平叛时在丁国宝住处一脚将被丁掳来的民女踢翻等等。
前两卷确实主要写了李自成的优点,因为那是李自成事业处于低潮、从逆境向顺境上升的时期,如果那时不写他超出一般草莽英雄的杰出之处,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他何以有后来的辉煌。批评“李自成”人物塑造的“拔高”或“理想化”的人,主要是针对前两卷,许多人并未认真读完其后的三卷。关于李自成起义的宗旨,虽然前两卷曾不只一次让他本人说过“救民水火”,但又写他心里想的更多的是推翻旧王朝,自己做新皇上。小说写他越到后来越将“救民水火”忘得几乎一干二净,失去民心,导致最终失败被杀。由此,读罢全书的读者有理由认为,所谓“救民水火”,与其说是他起兵的根本宗旨,毋宁说是与“剿兵安民”、“不纳粮”一样的宣传策略。作者同情李自成、把他当英雄来写,却并未放弃现实主义原则,这使得“救民水火”之说也具有了某种反讽意味。所以“砍手”一段不但不是“拔高”李自成,反应看作作者有意进行的现实主义描写;不但不是败笔,反而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还有一些论者认为第三卷“洪水滔滔”单元对张成仁、香兰一家悲剧的大段描写脱离主题、过于冗长,属于“累赘”。笔者却以为,这些描写的意义在于揭示战争的破坏性和悲剧性,在于反思战争(不论是农民军发起的还是官军发起的)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之所以有人认为它“脱离主题”,是因他们先入为主地认定《李自成》的主题是单一的歌颂农民起义、反映农民战争的“进步性”。
现在的语境中,似乎一提到“理想人物”,就意味着“拔高”和“虚假”;评论文学作品时,常见批评者说作者倾力描写的一号主人公不及那些“落后人物”或“反面人物”。这反映出塑造文学作品理想人物的难度:果戈里《死魂灵》第一部写现实的地主很成功,当他试图在第二部中塑造理想地主形象时却失败了。评价柳青的《创业史》时,许多人认为梁生宝写得不及梁三。同样,评价《李自成》时,许多论者也说李自成写得不及张献忠、郝摇旗、崇祯皇帝成功。事实上,中外文学名著中也不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理想人物形象,例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金庸《天龙八部》中的乔峰(萧峰)等。如果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话,还应包括《红岩》里的许云峰、江雪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这些理想人物给古今中外大量读者带来精神鼓舞、被当作行为楷模的社会作用,是难以否认的。《李自成》第一、二卷也曾激励鼓舞过众多读者。
文学作品里的理想人物产生社会作用有一个前提,就是读者有相应的精神需要,首先是相信理想人物的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普通读者还是欢迎作品里的英雄或理想人物形象的。甚至《李自成》第三卷部分章节在刊物上发表时,还有工人读者不满于作品写李自成的封建思想,希望这一形象更完美些。[38] 直至1990年代央视版电视剧《水浒传》播出时,一些观众还因李雪健塑造的宋江形象不够高大、英雄气不足而感不满。电视剧《还珠格格》里的紫薇也是个理想人物。青春偶像剧里的主人公也都是理想人物。不过,如今“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和观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是能力英雄(武力的和智力的)或能力方面的理想人物,道德方面的理想人物越来越被认为虚假、没人相信。“神圣”纷纷被拉下“神坛”、请出“圣殿”。社会价值尺度多元化固然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但一个时代也需要全社会公信的道德楷模、精神标杆,否则这一社会就失去了整合力、凝聚力。只以“成功”与财富衡量人的价值,而没有道德理想、道德底线的社会,是一个病态和野蛮野蛮的社会。
所以,塑造理想人物不应是作品受到诟病的理由。“理想的”永远是彼岸的、非现实的,那只是人试图达到的目标,是促人前行的动力源。《李自成》前两卷中比较理想的李自成形象之所以越来越被质疑,除了由于前述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被否定,还因“农民”形象本身如今被妖魔化:它从“真正的英雄”一下子沦为落后、狭隘、肮脏、野蛮的代名词。其实,作为社会群体的“农民”,“英雄”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干净”的一面与“肮脏”的一面都是客观存在。阿Q、闰土形象的真实性,不应成为否定朱老忠、梁生宝、李自成形象真实性的理由。更何况,李自成并非真正地道的“农民”呢?
8.走出“跨元批评”的怪圈
《李自成》篇幅有5卷320万言之多,从第一卷到最后两卷出版历时36年,特别是第三卷和第四、五卷的出版间隔18年,其间跨越了不同历史时期。这使得包括专业研究者在内的许多读者并未看完全部5卷,一些人甚至连第三卷都未看过。大部分人谈及《李自成》时其实头脑中的印象主要是第一、二卷。说李自成形象过于高大完美、性格没有发展的人,没有看到第三卷中李自成缺点的开始暴露,第四、五卷中他与下属的逐渐隔膜、与穷苦百姓的离心离德。而全书出齐后,一些专业研究者在没有读完整部作品或没有以平常心认真读完作品的情况下,仍按以往印象作评论、下断语,并且以此影响了众多青年学生和普通读者的观点和阅读选择,这是治学态度和方法上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
在对《李自成》的评价中,还暴露出我们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另一偏向,就是以对作家的评价、对文学生产机制的阐释代替对作品本身的具体分析。评论文学作品当然需要“知人论世”,但熟悉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文”与“人”不尽一致的现象并不鲜见,不应完全以“人”论“文”,亦不宜完全凭“文”推“人”。说到底,文学批评的核心还应是对作品文学价值、艺术魅力本身的审美分析。对作家经历与思想的研究、对作品产生年代的了解、对作品反映内容历史本相的了解和揭示有助于我们解读领略作品中含蓄隐蔽的内涵或费解之处,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对作者为人了解不多、不深、不具体,作品完全凭其本身的文学魅力征服读者:事实上,我们被《窦娥冤》《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艺术魅力所征服,并非因为我们对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的生平与为人了解很多;不去研究“曹学”、考证《红楼梦》的“本事”,也并不会对非专业研究者的读者欣赏这部作品造成根本障碍。近年常见有研究者“爆料”某著名作品生产的“内幕”如何如何并因此断定该作毫无价值,说《李自成》的创作动机是迎合毛泽东,也属这种情况。有些不曾读过《李自成》全书的读者,有可能就因此而随着贬斥该作。
严家炎在《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一文中,曾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误区:
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譬如说,用现实主义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现代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浪漫主义作品,用浪漫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现代主义作品,如此等等。[39]
他认为这种“跨元批评”在现象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笔者在论及学界对叶绍钧小说的评价时,也认为以“革命现实主义”标准衡量叶绍钧小说犹如以斤两论短长,导致了不良后果。[40] 在对《李自成》的评价中,这种“跨元批评”的现象同样存在,而且表现得相当严重,直接导致了某些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李自成》的误解、贬抑、无视或遮蔽。比如,有学者在只读了前三卷(而且估计第三卷读得也不细)的情况下说《李自成》“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属于前面所说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上的问题;而指责它没有写出人物“灵魂的搏战”,则是用胡风“七月派”的创作方法要求与之艺术观点不合的姚雪垠;断言《李自成》对李自成杀李鸿恩、慧梅大义灭亲时心理矛盾的描写“只是层次较浅的内心冲突而已”,属于用现代主义标准衡量现实主义小说;指责《李自成》“没留一点‘神秘的余数’去让人养家糊口”, [41] 那是按《红楼梦》甚至《尤利西斯》的尺度评判另外一种风格的作品。文学史上的名著中确有能让研究者不断阐释、供其“养家糊口”的类型,但小说的首要功能是供普通读者阅读,而非供专业研究者“养家糊口”,那些故意留下“神秘的余数”以使专业研究者不断解读分析的作品只是文学大家族中的一支,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小说就不属这一类型,“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42]
若不带偏见成见、不以“跨元”标准衡量《李自成》,就不会无视这部小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追求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实现了塑造人物性格与描述历史事件、展现历史风貌、揭示历史规律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全景展示时代风云与细腻描写日常生活情景的有机统一;在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上,它“横云断岭”的单元联合体式网状复线结构独具一格,与其巨大容量和超长篇幅相适应,达到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在世界小说史上也独树一帜;艺术描写上,作者追求“笔墨变化,丰富多彩”,人物语言充分体现出其阶级身份、文化修养、职业习惯与地域特色,战争描写打破了《三国演义》以来的模式,更具真实感与现场感,气势恢宏,多而不乱,互不重复,视角变换方面借鉴了《战争与和平》而又有所超越。《李自成》还创下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诸多“之最”:它不仅是第一部现代白话长篇历史小说、第一部正面反映大规模农民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是当代第一部以如此众多篇幅详细描写古代帝王和宫廷生活的小说,第一部把封建皇帝及其文臣武将作为悲剧人物予以正面表现的当代小说。它不仅同情最终失败了的李自成,也同情地写崇祯,赞美地写皇太极、多尔衮和庄妃等满清人物,因而又是第一部不以成败、不按阶级或民族界限论英雄的当代小说。它的史诗规模与恢宏气魄、它一系列悲剧人物和悲剧故事构成的总体悲剧氛围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对于取得如此成就的当代长篇小说杰作,文学史是不应忽视、无视和遮蔽的。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2]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姜弘《姚雪垠与毛泽东》,《黄河》2000年第4期。
[4] 见俞汝捷《为姚雪垠辩诬》,《长江文艺》2000年第5期;许建辉《“回忆”岂可失真?》,陈浩增主编《雪垠世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5] 姚雪垠《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点粗浅看法——在长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姚雪垠书系》第18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6] 当然,《李自成》前两卷的个别段落也有时代色彩,但在那个特定年代里这难以避免。这种细节的出现,固然也有作者本身思想局限的因素,更多是作者为给自己作品刷上一层“保护色”使其得以发表(这也是1949年以前作家的创作中常见的现象),还有的干脆就是编辑给硬加上去的。这类段落在《李自成》这样一部超巨型大书中所占比例极小,而且,删除之后并不影响全书的有机整体性。俞汝捷的“精补本”就将其删掉了。
[7] 事件缘起与经过参见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许建辉著《姚雪垠传》第329~338页。
[8] 丁帆、许志英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7页。
[9] 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10] 姚雪垠《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姚雪垠书系》第19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本文原载香港《文汇报·文艺副刊》1979年10月21日—12月16日。
[11] 姚雪垠《〈李自成〉人物谈·序——关于李自成等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当代文学》1982年第2期。
[12] 姚雪垠《文学创作问题答问(根据1990年10月24日录音整理)》,《姚雪垠书系》第18卷,第468~469页。
[13]姚雪垠《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姚雪垠书系》第19卷,第99~100页。
[14] 姚雪垠《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姚雪垠书系》第19卷,第215页。
[15] 姚雪垠《创作体会漫笔——〈李自成〉第五卷创作情况汇报》,《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2期。
[16] 同上。
[17] 许建辉《与雪垠老谈毛泽东》,陈浩增主编《雪垠世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8] 姜弘《姚雪垠与毛泽东》,《黄河》2000年第4期。
[19] 姚雪垠《漫谈历史小说创作——与松本清张对话录》,《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3期。
[20]姚雪垠《〈李自成〉创作余墨》,《红旗》1978年第1期。
[21] 这在《李自成》前三卷初版的年代里作者不可能公开承认,就像茅盾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同情吴荪甫、蒋光慈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同情丽莎一样。
[22] 美学上,只有正面人物才能成为悲剧主角,因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23] 姚雪垠《与杜渐谈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香港《开卷》1979年第3期。
[24] 姚雪垠《论历史小说的新道路》,《姚雪垠书系》第19卷,第186页。
[25] 姚雪垠《与杜渐谈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香港《开卷》1979年第3期。
[26] 郭志刚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92页。张钟等著《当代文学概观》以及后来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也持类似观点。
[27]姚雪垠《文学创作问题答问》,《姚雪垠书系》第18卷,第464页。
[28] 同上,第467页。
[29] 姚雪垠《〈李自成〉人物谈·序》,《当代文学》1982年第2期。
[30] 同上。
[31] 《明史》第26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60页。
[32]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4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55页。
[33]张钟、洪子诚等《当代文学概观》,第461页。
[34] 同上。
[35] 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第189页。
[36] 丁帆、许志英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第1037~1038页。
[37] 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第461页。
[38] 姚雪垠《〈李自成〉人物谈·序》,《当代文学》1982年第2期。
[39]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
[40]见拙作《重新认识叶绍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41] 以上引文均见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上海文论》1988年第1期。
[42] 以萨克·辛格语。转引自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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