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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婚礼

国庆前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举办一场具有浓重世俗意味的婚礼。我的高中同学小马(化名)与同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妹喜结连理。婚礼上,新娘向新郎赠送了他最爱的《资本论》,新郎则拿出准备已久的发言稿,声若洪钟地向群众阐述马克思主义爱情观。当台下的广东人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新郎的新婚感言后,立即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更令人愉悦的美食。

他的发言像是一场寻常现代粤式婚礼的奇怪插曲,接下来新娘抛花球环节随即打破了短暂的尴尬。当抢到花球的女孩——新郎的妹妹——打趣地表示自己更务实地选择了金融时,婚礼开始重回非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理解的氛围当中。小马像是一位孤独的工人运动鼓动者,只是台下的群众无意参加十月革命。

我重读他的婚礼发言稿时,有两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相遇,发生爱情,这个起源并不是两条直线交叉那样是因为命中注定,而是一种偶然。但更深刻的是,这种偶然的背后是由人的生命冲动、对自由的渴望所驱使的。”

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心独白。

尊重并捍卫生命和自由应该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然而,每当小马回想起列宁所缔造的苏联沦为依靠暴力和谎言维系、以社会主义为外壳的专制政权时,心里都无比难受。他痛苦地发现,马克思主义教条成为苏联统治阶层对压制和奴役行为合法化的工具。

他绝不希望中国重蹈苏联覆辙。他把自己的婚礼演讲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荒唐时代的怒吼,呼吁中国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中国人显然更愿意回归餐桌。的确,对于腹中饥饿的我们来说,菜碟上皮苏肉嫩的烧乳猪和爽口弹牙的鲍鱼无论如何更吸引人。体制对普通民众有着极为准确的了解。

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

小马出身工人家庭,身上有着比父母更强烈的革命气质,在中学时代更是成为学校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他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年代的罕见向往为我们贫乏单调的中学生活带来了时空错乱的喜感。就连故作严肃的政治思想课老师,也常被他那饱含革命激情的肃穆所逗乐。

无缘经历毛泽东时代的他,刻意为自己营造充满革命色彩的生活环境。破旧的军鞋和陈旧的校服是他的标准装束,他的钢铁意志在一年四季的冷水澡中锤炼,他对红歌和毛语录的狂热以及对资产阶级的痛恨让室友们有幸获得了文革的体验。为了免于他的批判,我这种“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只得装出一副贫下中农的嘴脸。

在这种宿舍中生活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写得一篇有模有样的入党申请书。虽然高中时代的我经常在阅读《环球时报》时热泪盈眶,但是入党的种种好处才是我以及许许多多比我更务实(投机)的学生递交申请的主要原因。由于入党名额有限,校党委规定只有学习成绩拔尖的同学才有成为党员的资格。不知道校党委领导们认为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是更有利于党的发展还是更具有党性。

入党申请同样被拒绝的共产主义者小马悲痛难抑,突然泛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凉感。他唯有靠反复朗诵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才能平抑胸中悲愤,重燃革命斗志。他悲哀地看到,那些幸运的党员同学并没有表现出对“马列毛邓三”的浓厚兴趣。那时候的我们对机会主义唯有朦胧的意识,无法想象资本和权力合谋早已对中国全面腐蚀。学校那堵低矮的围墙,显然无法阻挡这股强大力量的入侵。

天安门广场上红旗飘洋,中国人沉浸在资本狂欢之中。

建制化的悲剧

与我拥有类似经历,大学尤其是德国留学,让他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和毛时代的中国,并顺理成章地回归马克思思想和学说的本源。所不同的是,我更早地屈服于现实,而他的骄傲显得更为倔强。唯有他,成为了一个奇葩般的存在。等待他的,将会是经济需求和职称竞争的压力。这就是建制力量的可怕之处,它对你的生活无孔不入地渗透,除非你无欲无求、了无牵挂。

令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无比尴尬的是,他似乎难以在这个以(吴敬琏所批判的)权贵资本主义为底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安放自我。强大的建制力量消解了所有左翼群体的狂热和躁动,实现对一切反建制力量的规训。你以为自己成功逃避了体制对你意识的建构,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与之共生共存的“建制化反对力量”。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写道,1957年夏天,毛泽东向翻译家罗稷南说:(要是鲁迅还活着,)“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大抵也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命运。

数量庞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除了论证“中国经验”的合法性,似乎难以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界做出原创性贡献。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家除了批评西方理论的局限性,最高成就是使得国际学术界接受“中国模式”成为发展问题的独特案例。

众多中国经济学家刻意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们清楚这是“中国模式”合法性的来源。如果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中国的发展,我们或许会沮丧地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究竟被谁瓜分?

“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阐述的变化揭示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过去不平衡、不均衡的经济社会局面造成的巨大隐患。有观点无不理想化地认为中国领导人有意全面复兴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笔者认为,若真如此,中国必须先祛尽法家和儒家的余毒,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上完成现代化。自秦帝国废除了延绵千年的封建制度,法家的军国专制和儒家的等级秩序便如幽灵般,让这群饱经苦难的人民无法摆脱朝代兴替的苦难轮回。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一场思想和制度上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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